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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想說的例子，其實就是西方的政黨選舉政治（“liberal democracy”）。在現實世界里，政黨選舉政治最終就是挖掘、發現、鼓勵、引導個人視角、個人利益、個人訴求的。政治家迎合的多，引導的少。選舉政治家的任期也比較短，政治政策的形成因此會呈現短期化和民粹化特性——尤其在當代社會，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資本及商業的介入使得信息和輿論高度去中心化。如果把公共衛生政策交由投票選舉進行，那會得出什么結果？那么占人口大多數的個人健康低風險人群是有可能傾向于放開的，但不惜犧牲高風險人群的福祉與利益。這種犧牲，是絕對意義的：可能構成后者的經濟崩潰及死亡。

我們再舉個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讓全體人口對選擇“清零”還是“躺平”進行公投。低風險人口是占大多數的，除非他們對占少數的高風險人口擁有巨大的情懷、同理心、賦予巨大的倫理價值，并且能夠冷靜評估“共存”所帶來的全部后果，否則很有可能選擇“躺平”。這種選擇，與所謂的“多數人暴政”無異。

COVID-19（Omicron）的可怕及魔幻之處在于，它就是要利用人類社會不同成員及群體之間的分歧與矛盾，將人類社會整體擊破。要應對COVID-19，只有強大的政治能力及意志，以及全民眾志成城和團結。

而這恰恰是西方選舉政治所不具備的。

西方選舉政治在現實世界里運行的內核是：挖掘、發現、鼓勵、弘揚、迎合個人的利益、個人的視角、個人的訴求，個人的感受，并不惜為了選舉目標，尋找、夸大并利用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分歧，為的是將這些矛盾與分歧轉化為能夠服務選舉政治目標的政治動能。階層分裂、族群分裂、共識分裂、巨大的公共衛生代價，都可以是選舉政治的陪葬品。

尤其重要的一條是：選舉政治自帶“嵌入的”（embedded）免責機制，能夠吸收和化解政治不滿：選民如果認為一個政客或政黨的公共政策不好，可以通過選舉將其更替。這樣一來，錯誤的決策都可以由選下去的政客“背”走，人們對政治體制本身依然充滿信心；另一方面，選民也會被制度賦能，始終擁有道德優越感和“主人翁感”（ownership），認為自己始終可以通過選舉不斷地“糾錯”，改變先前錯誤的決策（“我上次選了Trump，確實選的不對。我看錯人了，當然這也怪華盛頓政客。這次我認真考慮后，選了Biden”）。

大家可以看到問題所在：選舉迎合的始終是短期的個人利益、視角、訴求，將這些利益與訴求進行“加總”，然后制造短期的結果。未來一段時間內不奏效，再用新的選舉替換。選舉政治只是不斷地周期性的循環短期化的政治決策而已。這時，不僅從長計議，制定當下人所不理解、不認可的長期主義政策是不可能的，甚至錯與對也不那么重要了。一些選民在看到了選舉政治背后的實質后，就會淡出政治。

而對抗COVID-19需要什么？需要全盤考慮全體人的利益——特別是捍衛少數弱者們的利益；要有足夠的政治擔當及執行力，能夠系統地阻隔 低風險人群/地區將病毒轉移到 高風險人群/地區；要有堅毅與定力，不能朝令夕改，做“仰臥起坐”；要始終以長期主義價值觀為指導。

西方選舉政治，如果都是個人導向、民粹化、短期化的，只是將個體民眾的選擇和偏好進行“加總”，那是難以解決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的。其結果，就是將公共衛生問題（public health）轉化為醫療問題（personal medicine）。這樣的體制，一方面不利于保護COVID-19“專注”傷害的弱者，另一方面也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代價，例如較大的人命代價（“超額死亡”、“踏著尸體而來”），最終實現被動“共存”并宣傳“慘勝”。

在善于“分而治之”、制造撕裂的COVID-19面前，人類社會遭遇的是政治版本的“市場失靈”——幾乎所有的人類社會都被打敗了（除了“孤島”中國大陸）。

中國嚴格執行“動態清零”政策 新華社圖

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面臨的最大危險并不是COVID-19，而是全球變暖/氣候變化等重大公共問題。這不是“共存”問題，而是滅絕性問題。

所幸的是，氣候變化與COVID-19有一個本質不同，COVID-19是傳染病，其特點是：大多數人團結和遵守規則也不足夠，只要有少部分人不團結，就可以破壞全局；而氣候變化則只要求大多數國家能夠聯合行動就可以，只要負責任的國家足夠多，就可以影響全局，哪怕個別國家不行動。

在這里，中國也可以成為表率：即便有不負責任的西方國家在國內選舉政治下放棄承諾（例如美國當政的Trump退群巴黎氣候協議），也不會影響中國對氣候變化的承諾。中國依然可以利用舉國體制完成自己的承諾，并正向引導其他國家。

在這一條上，至少氣候變化比COVID-19要“好”一點。

最后，本系列第一篇提到了“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的概念。

政治也是有負面外部性的。

很簡單：中國可以解決自己COVID-19的問題——如果沒有國外的無止境的擴散和輸入，我們在2020年上半年就“消滅”了COVID-19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內地沒有大規模的爆發，利用“精準防控”將“動態清零”做得很好，經濟社會生活正常運行。

但COVID-19在國外的不斷傳播及變種最終催生了傳播力極強的Omicron。前面提到，大多數國家因為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及治理手段，做不到“精準防控”下的“動態清零”，老早“躺平”。但選舉政治有個“好處”，即消解政治對抗與壓力。所以一眾西方國家，抗疫雖然不成功，付出了巨大的公共衛生及經濟社會代價，但沒有因此遭遇政治問題，反而在“踏著尸體走過來”之后，覺得自己的表現還行。記憶力非常短暫的當代世界里，不少“低風險人群們”似乎已經忘掉了疫情的影響。

但當如果病毒由這些國家傳播入中國，造成爆發甚至失控的局面，結果就不一樣了。我們的政府是360度責任的全能政府，雖然權力大，但職責也大，都是相對應的。我們的民眾“既要又要”：既希望有正常的經濟社會生活，又不希望看到因疫情導致大規模病死及醫療資源的擠兌（同樣也會帶來超額死亡及附加代價）。如果因為疫情爆發導致公共衛生后果，將會使得我們的制度遭受巨大的政治壓力。

這就是國際政治層面的負面外部性：一個國家推行某種防疫體系，自己雖然遭遇了比較大的公共衛生危機，但沒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國內政治壓力；然后，病毒從本國傳導到其他國家，卻可以破壞其他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為后者造成巨大的政治壓力。

這就是：在同一公共問題下，各國所面臨的政治及公共責任風險的巨大不對等。

中國正在走出并一定會走出一條極具自身特色的道路，在許多的治理手段和模式上，現在已經可以看出明顯的“中國特殊性”（Chinese exceptionalism）。COVID-19疫情防控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但在百年不遇之大變局下，我們也會發現，在許多的問題上，中國追求“獨善其身”并不容易，我們還會面臨越來越多復雜的國際挑戰。

本系列三篇，寫在進入COVID-19疫情的第三年，也是一切已由Omicron主導、更加復雜與艱難的第三年。希望通過這些概念的引入，鼓勵人們從更多的歷史視角去理解病毒與人類社會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