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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我們再探討一下這種重大公共問題里的“市場失靈”問題。

我們發現，但凡存在巨大負面外部性、道德風險、搭便車的公共問題，往往都會出現所謂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問題，即人們各自為政，無法聯合起來，而僅憑借“看不見的手”，通過市場自身力量去應對，最終無法解決問題。破局就是引入強有力的公共力量，自上而下進行強有力的管理。

相比氣候變化而言，COVID-19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了。COVID-19確實會導致數百萬人的死亡，但氣候變化會是危及人類存在的“滅絕性問題”。氣候變化一樣會造成人類社會的撕裂，但它比病毒還危險，因為病毒有很強的即期效果，人們能夠看見社會成員的重癥和死亡，能夠感受到醫療資源擠兌帶來的問題，而氣候變化似乎是一個距離我們很遙遠的“灰犀牛”，以“溫水煮青蛙”的效應發生作用。

但無論COVID-19與氣候變化表面上存在什么差異，要克服理性個人決策所帶來的“局限”，就需要自上而下的、一體化的、有權威的力量的介入，幫助參與制定規則、設定邊界、進行倫理與輿論引導，同時還要讓違反規則的人付出代價（包括承擔經濟代價，或接受行政處罰，可根據問題性質和嚴重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COVID-19“勢如破竹”的原因，就是能夠在低風險及高風險人群之間制造巨大的不對等及不對稱，在人類社會內部制造分歧、矛盾、撕裂。而今日的Omicron更具有超高的傳播力，將人類社會破防的“閾值”變得非常低：大多數國家或社會只要有一地被COVID-19破防，即“滿盤皆輸”，不可逆地進入全國范圍的被迫“共存”狀態。

阻斷COVID-19的核心在于人們能夠眾志成城的團結起來，打破COVID-19的撕裂效應。否則，就只能被COVID-19擊破，付出巨大的人命及經濟社會代價，被動與其“共存”。不同的人類社會由于組織形式、文化價值、政治制度的不同，對COVID-19的應對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

——個人主義vs集體主義：越是強調或歌頌個人主義，對個人的權利越是無條件保護的社會，越難以團結起來應對COVID-19，同時，人們通常會用個人的權利、自由、隱私等好聽的政治價值來升華、美化自己利己或自私的訴求。這其實是為“負面外部性”提供合法依據，把個人的權利與公共利益對立了起來。反過來，一個社會社區價值（communal）越強，集體主義越強，個人越能夠為集體和公共利益進行自我約束、犧牲個人的權利、便利、利益（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也就越能夠團結起來應對COVID-19。此時，個人的利益一定是整體利益的一部分。

——社會結構——社會單位：社會單位構成越小，例如越是核心家庭化、人與人不相識的“原子化”的社會，也就越分裂/離散，聚合人們就越難，團結起來應對COVID-19也越難。相反，傳統的大家庭、大家族、大社區型的社會會更團結，人們彼此能夠共享身份認同與目標，應對COVID-19會更團結。

——社會結構——多樣性：一個社會族群/種族、階層、宗教、文化、政治價值、輿論等方面越“異質化”的社會，團結起來應對COVID-19就越難，而越是“同質化”的社會，由于人們更容易團結起來，應對COVID-19也就越有力。

——對老弱病的態度：一個社會越是對老弱病賦予價值，越是愿意保護老弱病，應對COVID-19的意志就越強，應對也會越有力。有的社會（例如中國）不僅僅視老人為弱者（the vulnerable），而且因為敬老、孝順的傳統，對老人（seniority）特別尊重，賦予特別的倫理地位。相比僅僅把老人作為需要保護的弱者而言，尊重老人的社會團結起來應對COVID-19的意愿肯定也越強。筆者以為，對老弱病的整體態度，是決定一個人類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

——依靠經濟內循環的能力：一個社會，越能夠自給自足、把關鍵資源的供給和需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跨境人口流動的（進行“內循環”），就越能夠團結起來應對COVID-19。相反，一個社會，如果非常的“外向型”——例如高度依賴旅游業等需要人口流動的全球化經濟，那就可能因為外部輸入而導致本國堅持的防疫政策前功盡棄。這里要看到的現實情況是，第一，全球化時代的人類社會很依賴人口自由流動，一國獨善其身很難；第二，不同國家防疫制度與能力千差萬別，而且一國的成功未必能夠在其他國復制。長期來看，只要全球化的假設依然成立，那么任何一個國家的公共衛生政策都需要向全球聚攏——當然它需要根據病毒變異的情況及公共衛生及經濟社會政治成本來評估聚攏的節奏。

——政治體制：政治集中度：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政治權力越分散、越離散、去中心化（例如聯邦制），將全國不同地方民眾團結起來應對COVID-19就越難。政治權力越是集中，則團結應對的能力就會越強。

——政治體制：政治政策的形成：一個國家或社會政治政策形成，越是傾向于挖掘、鼓勵及迎合大多數普通人的短期考量與訴求，則越難將人們團結起來應對COVID-19（特別是Omicron）——因為COVID-19的特性就是在低風險人群與高風險人群，以及個人健康與公共衛生之間將不對等與不對稱“最大化”的。COVID-19低風險人群在人口里是占壓倒性絕大多數的，如果簡單迎合多數人（低風險人群）的訴求，那么在政治的驅動下，出臺不利于少數人（高風險人群）利益的政策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