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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時間問題（temporal）。這里，可以具體分為短期、中期與長期的時間差異：

——短期時間差異：第一個因素是年齡。社區爆發后，生龍活虎、可四處活動的年輕人往往是一個社會最先被感染的人群，因為身體條件好，他們一下子就扛過去了，覺得COVID-19的危害不大。而最先感染的人群往往會從自身經驗出發，但看不到病毒在其他感染人群里可能產生的影響，就開始接受甚至倡導“共存”，影響著社會輿論。如果社會輿論因為年輕人而改變，真的接受了“共存”，那么會逐漸感受到老年人群體感染的影響。在中國，很大一部分老人居住在鄉村，影響一定是滯后的。而農村的醫療條件也更落后。最終，他們會成為年輕人疫病感染及防疫輿論轉變的負面外部效應的承受者。社會也會為此付出公共衛生代價。第二個因素是疫苗。打了兩針或三針疫苗的人自覺比較安全，沒有問題，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更有可能鼓勵、倡導放開。但疫苗也有時間問題：第二針與第三針之間需隔半年，接種加強針也不能一蹴而就。另外，我們沒有要求強制打疫苗，還主要是依靠動員。但實際情況是，打完疫苗的人很難有耐心會“等待”未打全程或第三針加強針的人群（往往又是老人）去完成疫苗接種——如果有選擇的話，他們可以接受在大規模人群完成接種三針即行“放開”。如果真的“放開”了，那打過疫苗的人即便被感染，也不會重癥或死亡，但傳染給未打疫苗的人，就會給后者帶來巨大的健康風險（或導致巨大的“負面外部性”）了。

——中期時間差異：中期時間差異是COVID-19放開帶來的常態化的醫療資源擠兌及后遺癥問題（“long COVID”）。大多數人類的生活都建立在自己的現實經驗與判斷基礎上，因此會有“短視”，理性會有所謂的“局限”或“邊界”。現實情況是，人們很難去考慮中長期的問題（譬如五年到十年以后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會根據短期經驗及現實利益訴求，主張先放開，享受與自己相關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但會回避考慮尚難確定的中長期后果。這里，政府也會在人心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人們往往會把重大公共問題的決策歸責于政府：“從我個人角度來說，我當然是希望放開了呀。但放和不放，最終是你政府的決定啊，你們要從公眾利益和長遠出發考慮，不可能把責任推到我們老百姓的身上。”——把責任委以政府后，人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主張自己的訴求了。但由于COVID-19的特殊性（快速演變；能夠不斷重復感染；每次病癥可能并不輕；有一些其他的后遺癥因素即long covid），使得放開后的中長期成本可能遠大于預想。現實情況也是：大多數被動選擇“共存”的國家，都處在被COVID-19（Omicron）加劇擠兌醫療資源的窘境（尤其是全民公立醫療的國家）

——長期時間差異（代際/intergenerational）：COVID-19可能是個對人類社會影響深遠的傳染病，long-COVID的影響可能并不止于這幾年，甚至不止于這一代人，而會影響下一代人、下幾代人。那怎么辦呢？人類是短視的，通常都不會考慮自己超過五至十年的問題，何論下一代？活在當下的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選擇與COVID-19（Omicron）“共存”。結果，一定是人們選擇放任它自由發展，但不會考慮其長期影響。這里，美/西方體系選舉政治的邏輯，往往是鼓勵、挖掘人們短期的、現實的、小我的需求。連氣候變化這樣的重大問題都可以視而不見，何論存在許多未知的COVID-19/Omicron？

7、資本：始終鼓勵放開。在西方市場經濟的倫理體系里，資本（應當）是自由流動的、“無國界”的、無邊界的。這也是“全球化”、“市場化”的核心價值。資本似乎不需要追尋倫理，而只需要角逐利潤。似乎專注于角逐利潤，他們就可以曲線實現公共價值了。這都是謊言。現在，大多數國際資本也在鼓吹社會責任相關的理念（“ESG”），但其適用范圍很有限，完全局限在西方主流左翼倫理體系里，只是在政治與道德正確的大時代里為資本做的一點政治與倫理增信。現實世界里，對所進入的任何一個社區，資本對地方是沒有情感聯系的。而針對COVID-19的問題，正如現在的西方主流政治一般，全球資本在ESG這個話語體系里，對COVID是“中性”的，沒有什么倫理指導。而只要把利潤作為目標，那么資本是很難完全支持我國所主張的防疫理念。如果動態清零做得好，他們是歡迎的，希望把生產基地和供應鏈留在中國；如果動態清零出了問題，某一兩個城市出了問題（譬如上海），他們就會考慮將生產基地轉至其他國家。資本不講倫理，回避價值，他們真的只是現實的逐利而已。在Omicron之前的時代，他們樂于留在更加安全的中國；在Omicron的時代，他們懷疑病毒能否被控制住，會考慮將工廠轉移——盡管這會對工人和社區們產生巨大的負面作用。但資本（特別是國際資本）不會關心這些問題。他們與社區沒有價值與情感聯系。如果能夠做選擇的話，他們只會希望根據病毒的特性及對應的疫情管控政策，找到一個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資本講利益，不講倫理（或“非理性因素”、“非市場化”因素）。但當資本的聲音足夠大，影響足夠廣，就可能影響公共政策。這時，一國/一地政府完全有可能根據資本的訴求而調整改變自己的防疫政策與哲學。例如，為了留住資本，穩住開工與就業，只能選擇與病毒“共存”的模式。老弱群體的犧牲，是為經濟做貢獻，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負面外部性”）。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西方選舉政治體制下，基于大多數人的投票來確定政策，最終結果很有可能犧牲掉弱勢群體而轉而支持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