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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世界政治的終極目標》】

考察世界歷史上的帝國興衰、朝代更替、宗教沖突、殖民擴張、階級革命、民族解放、國家獨立、民主改革、經濟發展等現象時，我們可以發現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中，確實存在不同的政治主題。在不同的政治主題下，可以看到跨越時空的許多政治目標，比如財富、利益、權力、和平、安全、穩定、秩序、團結、合作、和諧、信仰、自由、民主、法治、統一、公正、平等、尊嚴等。中共十八大以來明確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表述為24個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其中包含了若干跨越時空、國家、民族、文化的政治目標，為全世界所公認。

個人生活和工作中同時存在多個目標，我們需要給這些目標排出個主次，還要區分短期目標和長遠目標。前文提到的那么多政治目標，有的存在部分交叉因素，有的在一些社會和一些人中受到推崇，而在另一些社會和另一些人中不受重視甚至遭到排斥。我提出“終極目標”的概念，就是要試圖找出當代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社會和從事政治活動的個人都接受的長遠目標。

終極政治目標問題，大約等同于中國政治學者任劍濤所論述的“政治價值諸神之爭”。他認為：“任何一個人都是在各種斗爭著的終極價值之間決斷自己信從的終極價值的。”[1]任劍濤還認為：“站在各種不同價值立場的政治論說‘諸神’，主張的就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終極價值及其相關制度。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革命、憲政、秩序等基本政治價值，在不同的政治論說‘諸神’那里，得到大不相同的闡釋。對于一個試圖了解政治生活并進入其中的普通人來講，這些主張的對峙性令人觸目驚心，一時之間不知何去何從。”[2]本書區別于任劍濤所論述的“諸神之爭”，試圖在諸多政治目標或政治價值中挑選出若干終極目標或終極價值，以區別于過渡性或功能性的目標和價值。

在這里以教育事業為參照，我們來看一下過渡性政治目標和終極政治目標的區別。教育的過渡性目標或功能性目標，是教人讀書寫字、遵守公共道德，講授科學文化知識等。很多教育工作者認為，教育的根本目的或終極目標，是把自然人、感性人提升為社會人、理性人，努力使受教育者達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有些人則強調教育的政治功能，認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為國家培養更多更好的人才。無論持哪種觀點的人，都不會把講授語文、數學、物理等課程作為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政治生活中，團結、穩定、秩序、革命、改革等目標很重要，但是我認為，它們要服務于一些更具有根本性的目標。

識別哪些政治目標是終極目標（或終極價值），它們之間的關系如何，“這些正是政治哲學的中心問題”，[3]同時也是很有意義而又很容易引起爭論的政治實踐問題。在此我先引用研究政治哲學的英國學者戴維·米勒在《政治哲學與幸福根基》一書中的幾段話，然后再做出自己的解釋。

戴維·米勒

假設我們去問一個政治家他有哪些目標，他所屬的政治團體想要實現哪些目的或價值。如果他身處當代西方社會，那么他也許會提出一個料想中的清單：法律和秩序保障、個人自由、經濟增長、充分就業以及另外一兩個目標。一個政治哲學家對此會做出什么反應呢？他首先會把關注焦點放在這些目標本身上，探究哪些才是真正終極的目標。比如經濟增長，它究竟是一個價值上自足的良善目標，抑或其好處僅在于為人們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或者使人們的生活更加健康快樂呢？我們能否假設更多的增長總是好的，抑或增長到達某一點后就不再對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有所助益了呢？對于充分就業也可以提出相似的問題。我們重視充分就業，是因為我們相信人們從事有酬勞的工作具有實質性價值，還是因為人們沒有工作就無法過上體面的生活呢？但如果后者是正確的，那為什么不讓人人都有一份收入而不管他們是否工作，再把工作變成那些愛好工作的人的一項自愿活動呢？

我們的政治哲學家還會問，政治家所列出的不同目標是怎樣相互聯系起來的。政治家很少承認自己可能必須犧牲一個目標以便實現另一個目標，但事實上他們也許會這樣做。以法律和秩序保障與個人自由為例，我們能否通過限制個人自由讓街區更加安全——比如給警察以更大的權力去逮捕那些他們懷疑將要從事犯罪活動的人？如果這樣的話，何種價值具有更高的優先權？當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更精確地說明個人自由的含義。它僅意味著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還是指只要不傷害他人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呢？這對我們所提的問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在提出這些問題和暗示某些答案時，政治哲學家沒有（或者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深奧的知識形式。他們鼓勵讀者對自己的政治價值觀進行反思，弄清在終極分析中自己最關心的價值是哪些。沿著這條道路，他們也許會添加一些新的知識信息。例如，在對經濟增長的價值進行深入思考時，也有必要看看物質生活水平迥異的人們在生理指標（譬如健康情況和死亡率）和心理指標（譬如對生活的滿意度）上情況如何。因此，政治哲學家需要很好地掌握社會和政治科學知識。[4]

我認為這幾段話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三層意思：第一，政治家會提出諸如秩序、個人自由、經濟增長、就業等目標，他們也許不愿意承認這些目標之間可能相互矛盾，需要犧牲一個去實現另一個；第二，政治哲學家需要去探究哪些是真正終極的目標，這些目標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什么；第三，如何判定終極政治目標跟個人價值觀有關，這沒有現成的固定答案。

在《政治哲學與幸福根基》這本書里，米勒顯然對于把經濟增長作為“終極目標”的觀念很不以為然，認為個人自由、權利、平等也同樣重要。無獨有偶，以色列歷史學者尤瓦爾·赫拉利也辛辣地諷刺了當代各國領導人把經濟增長視為宗教般的“最高價值”的觀念。赫拉利說：“資本主義深信‘增長’這一最高價值，可以說其第一條訓誡就是：投入利潤，促進增長。資本主義絕不會在某個時刻忽然說：‘好啦，增長已經夠了，我們輕松點吧。’”[5]赫拉利主張，為了保護地球生態和人類文明，需要適當放慢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的腳步。

根據我對若干政治學著作的理解，以及對現實世界政治的觀察，我暫且設定安全、財富、信仰、公正、自由是世界政治的五大終極目標，并在本書第三章至第七章中一一做出求證。

安全、財富、信仰、公正、自由這五大政治目標，是各國政府、從事政治活動的組織和個人普遍追求的，在世界各國的憲法和官方文件中都不難找到。

美國的《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地宣示了美國人的宗教信仰，并發出那一時代的最強音：“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都被創造為是平等的；造物者并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6]而美國憲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話：“我們，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國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后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7]中國學者何懷宏詳細考證了《獨立宣言》的文本和含義，總結出這一文件所反映出的美國基本價值是“生存、自由、幸福、獨立、信仰與平等”。[8]

法蘭西共和國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深入人心。法國《人權宣言》則強調對人權的保護：“在權利方面，人人與生俱來而且始終自由與平等，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會差異。一切政治結合均旨在維護人類自然的和不受時效約束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自由、財產、安全與反抗壓迫。”[9]

阿根廷憲法開宗明義：“……為了確立全國團結、維護正義、鞏固國內和平、處理共同防務、提高全民福利，并確保我們自己、我們的后代以及世界上一切希望在阿根廷國土上生活的人們享受自由的成果。在一切理智和正義的源泉——上帝的庇佑下，制定并頒布阿根廷國家憲法。”[10]

俄羅斯聯邦憲法在序言中這樣闡釋：“我們，因共同的命運在自己的土地上聯合起來的俄羅斯聯邦各族人民，確認人的權利與自由、公民的和睦與團結，維護歷史形成的國家統一，根據公認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準則，緬懷先輩并表達對祖國的熱愛與尊重，確信善良與正義，復興俄羅斯主權國家并確立牢固的民主基礎，致力于保障俄羅斯的富強與繁榮，基于對當代和下一代應承擔的維護祖國的責任，意識到自己是國際社會的一部分，特制定俄羅斯聯邦憲法。”憲法第二條則承諾：“人、人的權利與自由具有最高價值，承認、遵守和保護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國家的義務。”[11]

“二戰”后日本制定的憲法被稱為“和平憲法”，強調和平非戰：“日本國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類相互關系的崇高理想，信賴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公正與信義，決心保持我們的安全與生存。我們希望在努力維護和平，從地球上永遠消滅專制與奴役、壓迫與偏見的國際社會中，占有光榮的地位。我們確認，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于恐怖和貧困并在和平中生存的權利。”[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