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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憲法闡釋了宗教的重要價值，總綱第一條確定：“伊朗政體為伊斯蘭共和制。它建立在伊朗人民對真理政府與體現公正品性的《古蘭經》所固有的信仰之上。”第二條詳細規定了信仰的具體內容，其中提到人類的崇高價值，即自由與對真主的職責。但是伊朗憲法也允許民眾信仰其他宗教：“信奉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伊朗人只是作為少數宗教信仰群體得到承認，他們在法定范圍內有權自由舉行宗教儀式，并且，在個人事宜和宗教教育中，有權根據其習慣行事。”[13]另一個伊斯蘭國家巴基斯坦的憲法闡明：“徹底貫徹伊斯蘭教所規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容忍和社會公正的原則。”[14]

非洲大國尼日利亞1999年憲法規定：“我們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人民堅定而莊嚴地生活在神指引下的團結、和諧、不可分割、不可解散的主權國家，致力于促進非洲內部團結、世界和平、國際合作和理解，并促進良治政府，促進全體國民的福祉，遵循自由、平等、公正之原則。”[15]

世界各國都將保障安全、促進國民福祉（一般都表現為財富的擁有）、維護信仰、社會公正、個人自由列為國家的目標。憲法對于多數國家來說是莊嚴而長久不變的，那么憲法中這些目標也就是其制定者心目中的終極目標。本書如下幾章，將分別闡述這五大目標的內涵及在政治中的地位。這里可能產生疑惑及爭議的是，為何本書沒有將政治生活中的其他許多目標和主題列為“終極目標”。下文將對其一一加以辨識。

利益和幸福

有人說，政治活動的目標不外乎追求利益，個人從政的目標不外乎追求個人和集體的幸福。這種說法當然沒錯。19世紀英國著名思想家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或譯為約翰·穆勒）說，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對獲得幸福的促進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準。[16]不過“利益”“幸福”都是過于寬泛、無所不包的概念。經濟發展、國家安全固然服務于利益和幸福，還有人說意識形態和宗教也是為了促進利益和幸福的獲得。如果“利益”“幸福”無所不包，它們就跟“目標”是同一個意思，我們說政治目標是維護利益、追求幸福，就成了同義反復。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權力

西方國際政治學中現實主義學派的鼻祖漢斯·摩根索強調，權力是國家利益的中心內容。他在經典著作《國家間政治》中寫道：“國際政治的最終目標不論是什么，但權力總是其最直接的目標。爭取權力的斗爭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普遍存在的，是不可否認的經驗事實。”[17]在這里，他承認權力（power）是政治的直接目標，卻未必是終極目標。摩根索的理論針對的是將道德標準置于國家利益之上的戰略思路，反對超越國家實力的利益訴求。

漢斯·摩根索

無論是在國際政治還是國內政治中，掌握權力及其所代表的地位，都是獲得其他目標的手段。在中國，一種流行的觀點是：政治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在階級社會中，一切政治斗爭都是圍繞著國家政權問題展開的。但政治學常識告訴我們，這一觀點似是而非。國家和政府是為政治秩序、國家安全、社會公正、人民幸福這些目標而設立的，而不應該是這些目標服務于國家和政府的權力。

毫無疑問，“權力”，特別是國家政權，是一切政治活動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因素。只有掌握一定的權力，才能從事和影響政治，但是“獲取權力”并非國家、政治組織和從政者所宣稱的最終目標。無論是希冀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黨、革命者，還是當政者或西方民主政體中的在野黨，都不會把“我要奪權（掌權）”作為自己的革命運動或競選活動的最終目標，而是把維護安全穩定、發展經濟、保障社會福利、促進自由公正、踐行信仰等，作為奪權或繼續掌權的目標，以獲取大眾的支持及政權的合法性。

同理，一個國家在國際上運用權力維護自身利益是無可非議的。但如果宣稱本國權力是最終目標，或者像美國總統特朗普那樣，堅持“美國第一”（America ?rst）的原則，不惜違反國際規則、侵犯他國權益，就會遭到國際社會的批評，反過來損害本國利益。中國領導人歷來反對世界事務中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近年來進一步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即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不能將本國權力置于人類命運之上。這一理念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稱贊和支持，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將權力視為政治的終極目標是不可行的。

穩定、秩序、和諧

穩定、秩序、和諧是緊密相關的三個政治概念和目標。

“穩定壓倒一切”，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維穩”是改革開放時期人們耳熟能詳的政治實踐。1989年2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布什時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18]從鄧小平上述談話中可以體會到，穩定是取得并維護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成果的必要環境保障，而非最終目標。

秩序只有在穩定的環境下才能維護。國內政治秩序需要國家機構運用其權力規范政治活動，遏制非法活動。國際秩序則包括兩項基本內容，一是主要國家和國家集團的權力結構和實力對比，二是處理國家間關系應遵循的規范。維護秩序本身是目標，但同穩定一樣，秩序更是實現其他目標的環境和保障。

過去十多年來，“和諧”作為一個理念在中國占有特殊地位。2006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中國要構建的和諧社會的特點是：通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增強全社會的創造活力；通過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來維護社會公平；通過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來形成良好的人際環境；通過加強民主法治建設來維護社會穩定；通過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來保證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倡導的“和諧世界”是“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堅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

不少人還指出，中華文化的精髓就是和諧。他們引述2500多年前老子所著《道德經》中的內容，說明“道法自然”“大道和諧”的思想折射了中華民族祈盼和順、崇尚和美的美好愿望，體現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無窮魅力。的確，在近年來中國的語境下，將和諧作為政治的終極目標之一，不會有多少異議。

毫無疑義，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形態也提倡和諧。一些中國學者已經從《古蘭經》《圣經》等文明經典中查證過“和諧”觀念的存在。但是，同一位美國友人的談話，令我對和諧作為世界政治的一個終極目標產生了懷疑。2006年，曾經擔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專門向我垂詢為何中國政府大力倡導“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我解釋說，和諧是中華文明的核心，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終極目標”（ultimate goal）。他的即刻反應是：“和諧作為終極目標？不，終極目標是‘成功’（success）！和諧只是一種形勢（situation）、一種狀態（state），取得成功才是目標。”這次談話后，我就“和諧是否是終極目標”又咨詢了其他幾位美國朋友。他們反應不一，多數人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但也有人說，斯考克羅夫特代表的是美國共和黨人的觀念，美國民主黨人就比較容易接受和諧目標。我想，在美國激烈競爭的政治生態中，把和諧記在心中、掛在嘴上的政治家，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當上總統的。在國際關系中，美國也不會以建立和諧世界為己任。

其實，在中國，對和諧是否是衡量政治成功的標準，也不乏爭議。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這同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一脈相承。即便堅持“和諧是中華文化精髓”的說法，也不能不承認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和諧”并非國內政治和對外關系的核心概念與追求。

因此，雖然穩定、秩序、和諧都是公認的“好東西”，但在世界政治的大環境下，都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而非普遍追求的終極目標。

民主和法治

民主和法治也都是被普遍認同的“好東西”。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自稱民主國家。有幾個被西方視為“另類”的發展中國家，國名的全稱分別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塞俄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在現代政治學里，民主同法治密切相關，沒有法治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沒有民主的法治也不是真正的法治。

民主并非人類歷史上一直受到稱頌的政體。在19世紀以前，民主被普遍視為“多數暴民統治”。民主概念起源于古希臘語，字面含義是“人民統治”。事實上，民主作為一種政體，在雅典只實行了100多年就陷入衰落。古希臘“三賢”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不認為民主是一種理想的政體，在他們看來，民主制是以犧牲智慧和財產為代價的平民統治，容易導致暴民統治。[19]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指出：“從‘民主制’這個詞的嚴格意義上講，從來都不曾有過真實的民主制，而且永遠也不會有，因為大多數人進行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的狀態是與自然秩序相違背的。”[20]

民主制于19世紀開始在歐美流行。當時，作為世界上第一個近代民主國家的美國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民主后認為，“企圖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個民族只有順應上蒼給他們安排的社會情況”，并預言，“民主即將在全世界范圍內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