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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許多近現代西方思想家承認，民主只是達到國家長遠政治目標的一種相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如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熊彼特所說：“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即為了達到政治——立法的和行政的——決定而做出的某種形式的制度安排，因此它本身是不足以成為目的，不論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民主會產生怎樣的決定。”“民主方法是為達到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做出決定的權力。”熊彼特還說：“沒有哪個社會容忍絕對的自由，即使是宗教信仰的自由和言論自由；沒有哪個社會把這個領域縮減為零——那么很清楚，個人自由問題就是一個程度問題。我們知道，民主方法并不一定比類似環境下其他政治方法能保證更大的個人自由。”熊彼特只給予民主政治有限的肯定：“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是指，按照‘人民’和‘統治’這兩個詞的明顯的意義說的人民確實在那里統治的意思。民主不過是指人民有機會接受或拒絕要來統治他們的人的意思。”[22]挪威出生的英國政治學者斯坦·林根寫了一本厚重的書，名為《民主是做什么用的》，充分肯定了民主的好處。他強調：“總之，民主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個普通人都擁有自由。自由就是民主最后要實現的目的。”同時，他“考察了通常被認為是世界上制度最健全的民主國家之后，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漏洞百出，甚至是正在走向衰落”。[23]

約瑟夫·熊彼特

現代政治學對“民主”的定義五花八門。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中，民主被看作一種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是世界各國的最佳選擇和最終出路。但是，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民主，在理論上受到很多批評，在實踐上也備受挫折。中國政治學者潘維認為，當今世界普遍彌漫著一種民主迷信，民主高于家庭、高于民族、高于主權、高于人權，還高于一切非西方人的生命權和財產權。民主崇拜成為統治世界的政治宗教，一千年以前，基督教十字軍野蠻地帶刀東征，一千年后，民主之十字軍已經發動了東征，要摧毀一切異教政治文明。[24]潘維還認為，“多數決原則”并不能體現公平，它可以說是一種方便的決策機制，卻談不上正義，談不上平等，更談不上普世價值。[25]中國香港政治學者王紹光把“多數決原則”稱為“選主”，在選主體制下，選票決定一切，最終多數人的利益可能并沒有得到保障，還是少數人實質性地控制政治。[26]

民主政治“東征”與十字軍東征并無差別

在實踐中，冷戰后向西方民主制轉型的許多國家，過分強調選舉而忽視民主的實質，導致有選舉而無民主。在這些國家中，主要的行政官員表面上是定期選舉，但選舉過程并沒有做到自由和公正，存在各種政治操縱、欺詐和舞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托馬斯·卡羅瑟斯悲觀地指出：“在近些年來被認為是‘轉型國家’的將近100個國家里，只有相對很少的國家——大概不足20個國家——正在朝著通往成功的、運轉良好的民主制度的道路上邁進，或者在民主方面已取得了某種進步和依然擁有民主化的積極力量……迄今為止第三波的大多數國家并沒有實現運轉良好的民主制度，或者不能深化他們已經在民主方面取得的進步。”[27]

民主是表達個人自由意志的一種方式，法治是實現公正的一種手段。從理論上說，如果有民主以外的方式能夠更好地實現政治自由，有法治以外的手段能夠更好地實現社會公正，就可以擯棄民主和法治。只是在當代世界政治中，這個理論假設似乎不能成立。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考察，驗證或證偽這個假設，而不是先驗地堅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因此，我未將民主和法治列入世界政治的終極目標之中。當然，作為制度安排，民主和法治在推進世界政治進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應予以充分肯定；作為政治理念，民主法治比獨裁專制先進得多，這也是毋庸置疑的。

國家統一

中國的政治特點之一是對民族和國家統一的恒久追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統一象征著光明與進步，分裂則意味著災難和黑暗。從古至今，無論付出什么樣的代價，一統天下的事業都是受到頌揚的。《史記》記載了秦始皇登上瑯琊山后，立碑刻辭，其中說道：“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歷史學者費正清說過：“兩千年來，中國政治的中心問題一直是達到大一統之下的所有中國人的團結。”[28]以色列歷史學者赫拉利也注意到，“不論是在中國政治思想或是歷史記憶當中，帝國時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義的黃金時代。現代西方認為所謂公義的世界應該是由各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組成，但古代中國的概念正好相反，認為政治分裂的時代不僅動蕩不安，而且公義不行”。[29]理解中國人對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超乎一切的強烈追求，才能完整地解釋我們對臺灣、香港的態度和政策，理解2005年出臺的《反分裂國家法》。

但是，當我們將視線轉向外國政治時，需要看到4個方面的復雜情況。第一，現代國際社會存在民族自決權的概念。《聯合國憲章》和其他相關聯合國決議規定了民族自決權，即各民族有根據自己的選擇確定本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自由。遭受殖民統治的民族有權成立獨立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處理民族問題的一項重要原則，就是各民族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直到自由分離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列寧說：“對我們綱領中關于民族自決的那一條，除了從政治自決，即從分離和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個意義上來解釋之外，我們決不能做別的解釋。”[30]但列寧主義同時認為，是否支持某一民族實行分離，要以是否有利于無產階級革命和整個人類進步的利益來決定。

第二，當代新的獨立國家出現，往往是原本統一的國家內部分裂的結果，不以原有國家的意志為轉移，并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二戰”以后成立了100多個主權獨立國家，其中多數是從歐洲殖民地中取得民族解放的，但也有若干國家是從原有的主權國家分離出來的，如孟加拉國之于巴基斯坦。冷戰后出現的20多個新獨立國家，則幾乎都是國家分裂造成的。其中包括蘇聯解體后的15個新國家、南斯拉夫解體后的6個新國家、厄立特里亞、南蘇丹、東帝汶等。還有若干已經宣布獨立、實行自治、尚未得到廣泛國際承認的政治實體，如科索沃、南奧塞梯、阿布哈茲、西撒哈拉等地區。

第三，當今世界上有20多個聯邦制國家，它們對待國內省（州）政治權利的態度各有不同。聯邦制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美國、俄羅斯、德國、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等全球大國或地區大國，其人口之和占世界人口總數的1/3左右，國土面積之和占全球陸地總面積的1/2左右。美國通過1861—1865年的南北戰爭維護和鞏固了國家統一。美國憲法對各州脫離聯邦而獨立的權利沒有做出規定，但一遇到國家政治風浪，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等大州就有人呼吁獨立；夏威夷獨立運動也一直合法存在。埃塞俄比亞1994年通過的聯邦憲法規定，本國各民族平等自治，享有民族自決和分離權，任何一個民族的立法機構以2/3多數通過分離要求后，聯邦政府應在三年內組織該族進行公決，多數贊成即可脫離聯邦。

第四，若干國家內部的族群或地區要求分離的運動此起彼伏。英國通過2014年9月的蘇格蘭地區全民公投否決了蘇格蘭獨立的要求，維護了英國的統一，但贊成和反對獨立的票數十分接近。中東地區的庫爾德問題、加拿大的魁北克問題、法國的科西嘉島問題、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問題等，都對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構成挑戰。

毫無疑義的是，中國對國家統一的追求完全正當，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然而將維護國家統一視為世界政治的終極目標，無論是從學術角度還是政治實踐角度，都存在很大爭議。

平等

我舉出安全、財富、信仰、公正、自由作為世界政治的五大終極目標之后，有幾位學者向我指出，“平等”也應當列入其中。我承認平等也是世界政治的終極目標之一，但是沒有將它同其他終極目標并列，有兩點理由。

第一，“平等”可以涵蓋在“公正”和“自由”的含義之中。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明確地說：“不公正即不平等，公正即平等。”[31]13世紀的意大利思想家布魯尼托·拉蒂尼也說：“一如公正是個平等問題一樣，不公正就是不平等；因此，希望建立公正的人就是在試圖變不平等為平等。”[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