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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溫鐵軍】

一、人民幣誕生：危機的終結還是延續？

中共建黨以來就長期被蘇共指為“農民黨”，理論上接受蘇共提出的只能先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思想，到20世紀40年代演變而成新民主主義戰略，但這一戰略設想卻在占領大城市之初就已經陷于困境之中——從下文可見，以如此高企的惡性通脹、如此薄弱的經濟基礎，試圖通過私人資本來實現工業化，幾乎沒有現實可能性。按照經濟常識，這個靠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新政權無論宣布何種體制，只要在剩余過少、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推進現代化，就難免遭遇城市資本與鄉村農民之間交易成本過高的對抗性矛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情況堪比今日之亞非貧困國家：1949年工農業生產總值456億元，人均工農業生產總值84.18元；社會總產值548億元，每人平均社會總產值101.17元；國民收入總額358億元，人均國民收入66元。工業基礎薄弱，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占絕對優勢，且農業產值基本上全部是由傳統的手工方式生產的。1949年，中國糧食平均畝產142斤，而世界平均水平154斤。另據資料顯示，該年同歷史上最高生產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業下降70%，輕工業下降30%，糧食總產量僅為2250多億斤。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當于亞洲國家平均值的2/3。全國失業的工人和知識分子約為150萬人，除此之外，尚有相當數量的半失業人口。

繼續考察可以發現，新政府當年若沿著民國沒有走得通的民族資本主義方向繼續走下去，其經濟基礎很難支持其走出從民國延續而來的嚴重通貨膨脹。

1947年上海通貨膨脹奇景（圖片來源：環球網）

一方面，剛進占大城市、仍未結束戰爭的新政府剛一算經濟賬就立即發現：財政赤字支出以及中央政府貨幣增發的壓力比國民政府有增無減。超越意識形態地看，這與民國晚期的宏觀經濟困境如出一轍——財政高額赤字得靠增加紙幣發行才能彌補；遂使貨幣貶值壓力立顯。

據陳云講，1949年，財政收入相當于糧食303億斤，而財政支出卻達567億斤，赤字264億斤，赤字占總支出的46.56%；若剔除東北，則關內財政赤字更高達占全部支出的65.97%，換言之，關內每支出1元錢，僅有1/3來自于財政收入，其余2/3都要靠增發貨幣。人民幣自1948年12月開始發行到1949年年底，一年內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270倍。

另一方面，剛剛結束戰爭的中國經濟百廢待興。與民國時期相比，已經發行的貨幣更加缺少物資基礎。

農業上，由于連年戰爭及自然災害，1949年，全國牲畜比戰前減少了1/3，主要農具減少了30%。農村勞動力明顯減少，僅華北地區，就比戰前減少了1/3。全國受災農田達12795萬畝，約占當時總耕地面積的8.71%，糧食總產量由戰前最高年份的15000萬噸下降至1949年的11218萬噸，棉花產量由1936年的84.9萬噸下降至1949年的44.4萬噸，油料產量由1933年和1934年的507.8萬噸下降至1949年的256.4萬噸，大牲畜存欄頭數由1935年的7157萬頭下降至1949年的6002萬頭。災民達4000萬人，其中無吃缺吃的災民有700萬人。1949年12月中旬，華東、華北因旱澇災害而缺糧，根據最低限度的估算，華東缺糧11億斤，華北缺糧18億斤，共29億斤。

用于工業生產的物資也被大量劫掠或破壞，工業生產比戰前顯著下降，由于工業品稀缺，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比1936年擴大了45.3%。1949年工業總產值比1936年下降一半，其中重工業下降尤為嚴重，鋼鐵生產1949年比1943年降低了90%，煤炭生產1949年比1942年降低50%。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鋼鐵工業只剩7座平爐、22座小電爐，生產能力所剩無幾；發電設備總數僅剩114.6萬千瓦左右，全國全部工業固定資產僅剩124億元。

此外，國民政府將相當部分的機構和物資撤到香港，其中有29家國家壟斷企業，包括壟斷舊中國航空事業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舊中國最大的海運公司——招商局輪船公司的香港公司；負責礦產品出口的資源委員會貿易處及國外貿易事務所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金融系統9行局，資產凈值共約2.43億港元。

基礎設施方面，鐵路、公路、航運等基礎設施受到破壞，交通周轉運輸極為不便，加劇了重要物資的區域性短缺。1949年，中國只有干支線鐵路26878公里（包括臺灣省的913.7公里）。公路同樣數量少、質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