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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6月5日，華東財委和上海市委拋出10萬銀圓，力圖壓制銀圓投機，但實際效果卻如泥牛入海一般，反促使銀圓的價格從原來的100元人民幣（拋售前漲到1100元）漲到6月7日的1800元。又如10月10日上海曾開始一輪糧棉拋售，以期平抑市場價格，從10月10日至11月10日的一個月中，拋售的棉紗共2萬件，棉布共30萬匹，加上糧食、食糖等物資，全月收回的通貨達300余億元；但這些物資很快就被全國多個城市的投機商趁機囤入，政府的措施完全到達不了市場終端。投機者甚至還開始了地區之間的“串貨”，在一個大城市搶購政府拋售的物資而到另一大城市去囤貨牟利……

正是這些“市場手段無效”的情況迫使中共轉變思路，從“逆市調控”轉向“順勢而為”，通過逐日提高市場牌價，“誘敵深入”促使社會游資更加向糧棉物資儲備集中。到11月底中共在全國主要大城市同時開始拋售時，根據貨幣發行總量和實有物資量，按當時的價格水平，中共手上集中的實物的價值已經超過了社會資本總量，并且國營機構手里儲存的棉紗達到全國產量的一半，這才形成了短期內有足夠威力打擊投機的能力。

這次貨幣保衛戰之后，上海仍繼續囤有遠超于實際需求的糧棉物資大半年之久，以防投機商卷土重來。如陳云所言，這些物資雖然不一定銷售，但現場必須有，而且還要在京津地區安排大量的后備貨源。“必須下決心在陰歷年關前后保證上海囤米四億斤左右。且以后除日常出售外，要常存四億直到秋糧上市為止。”

一直到1950年年初中共再次以絕對物資量平抑了第四次物價上漲風潮，人民幣才開始獲得足夠的信用，逐漸被老百姓接納為儲蓄貨幣——此前一直都是下文將要講的“折實儲蓄”。

（三）“三折實”為人民幣賦予實物信用

如果說前面的“銀圓大戰”“米棉大戰”主要是軍管體制下的政府直接使用國家資本對有實力的大投機者做出的戰役性打擊，那么“三折實”就是政府面向普通升斗小民手中的余錢剩米，推出的保值措施，并以此建立了國家金融資本的信用基礎。

今人已經很難想象的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的時候，財政預算的單位并不是人民幣“元”，而是論斤算的小米。其實，這個傳統由來已久，在解放區就實行過。后來成為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曾經回憶說，各解放區雖然發行貨幣的幣種不同、貨幣量不同，但大體上是解放區每個人30斤小米的貨幣量，超過這個數量，貨幣就要貶值；反之則是貨幣不足，容易谷賤傷農。

中共從解放區進入大城市后，鑒于人民幣的幣值還不穩定，包括軍公教人員（軍人、公務員、教師）在內的全部國有體系仍然沿用了小米作為核算單位。比如中國就蘇聯對中國工業建設支援跟蘇聯談判的時候，請來一個蘇聯專家的工資就是18000—20000斤小米，而中國國家主席、副主席的工資是3400斤小米，部長級工資是2400斤小米，局長級工資是1800斤小米。

這種以小米替代貨幣作為基本計價單位的方法，其實就是一種“折實”。

包括這種辦法在內，新政權在三個領域采取了折實的做法，以此來穩定貨幣信用和市場關系，保證市場對新增貨幣的持續吸納。

這三個折實領域是：1）政府發行折實公債；2）公職人員發放折實工資；3）銀行舉辦折實儲蓄。盡管每個領域的折實辦法有所不同，但都是與實物物資緊密關聯在一起的。人民幣在這里只是一種交易媒介，并不具有貨幣的等價交換物的屬性；具有價值保值性質的是糧、棉、煤等基本物資。

以下對三種折實制度分別介紹。

1.折實公債

折實公債是指按各時期不同的價格折實收款，又按各時期不同的價格折實還債，從而保證買公債的人不會受到購買力的損失。這里，公債作為一種儲蓄手段的性質沒有特殊性，有創造性的做法是用折實的實際物資保證公債的信用。

折實公債早在1949年7—8月中共集中應對上海銀圓沖擊時就開始醞釀了，當時陳云希望借此減少貨幣增發。但毛澤東等會同一些經濟學家商議后認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未宣告成立，發行公債的時機尚不成熟。直到以“米棉大戰”完勝為標志、新政府使用國家資本打贏了三次人民幣保衛戰之后，發行“折實公債”的時機才算真正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