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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體現政府理性做逆周期調節，得有一定的條件，否則就很容易南橘北枳。后人歷經多次危機，特別是看到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之后，美歐日中都相繼推出大規模增發貨幣的QE（量化寬松）政策，才有所理解：陳云1949年面對危機的主張本身，所體現的就是應對危機挑戰的“政府理性”——只有在借助國家政治強權直接向紙幣做信用賦權的條件下，政府才得以做逆周期調節。

但是，可與之比較的是，當年國民政府也曾大規模增發貨幣以期實現逆周期調節，卻政權覆亡。

由此可知，國家主權“完整”作為前提條件的必要性：只有奠基于全民被革命戰爭充分發動起來、對全民承擔無限責任的人民政府，才能構建出這類體現綜合理性的雙贏結果。

從實際過程來看，建國初期保衛人民幣的主要機制，可以梳理如下：

從短期看，主要依賴于軍事政治權威。其一，直接對資本集中的城市實行“軍事管制”，占有一切官僚資本和跨國資本的財產，最低成本地建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有資本制度體系；其二，政府直接出手對重要物資進行全國范圍內的超大規模統籌和動員，與投機商的“硬通貨”進行對決，這是改變物資價值被投機資本所控制的基礎。但是，中國長期存在的條塊分割問題也值得納入思考：如果不是各大野戰軍剛占領的大城市幾乎都遭遇到投機和高通脹惡性循環的嚴峻危機，中央政府未必能夠在部門與地方利益錯綜復雜的體制結構中得心應手地貫徹逆周期調節措施。

中期來看，最為關鍵的經濟政策是建立中央政府以實物為本位的宏觀調控工具。通過政府掌控的“三折實”（折實公債、折實儲蓄、折實工資）實現城市分配體系、財政體系和金融體系這三大領域中人民幣與實物物資的綁定，強化人民幣作為通貨的信用。

長期來看，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視。

一是增加生產。新政府重視農村鼓勵增加農副生產，尤其是動員民眾進行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對荊江、淮河、海河等過去水患頻仍的水系興建了大型水利工程，控制了水患，數千萬畝的農田從災田變成穩產田。1949—1952年，土地耕種面積增加了10.25%，糧食產量增加了46.1%。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水利工程款是用貸款的方式發放的，如果沒有對農民的廣泛動員為基礎，就不可能將勞動力大規模組織起來，也就不具備下放貸款的渠道。如果由財政來全額承擔水利工程款項，那將又是國家財政的一筆沉重負擔。

二是節約開支。全國范圍的“增產節約”運動以及由此展開的“三反”“五反”運動顯著地提高了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在戰爭仍然繼續的條件下，新政府1951年、1952年連續兩年實現了財政節余。

因折實形成浮動利率下儲蓄、投資或勞動的穩定預期，使人民幣被全國人民接受，成為人民銀行的儲蓄來源；于是，社會儲蓄增加使得我國銀行業有了信貸投資能力。

由此，“S=I”這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模型史無前例地在中國得以體現。

（一）增發主權貨幣增強實物調配能力

今人看到的建國史，大多淡去了建國初期復雜的抉擇過程和試錯過程。

早在1949年4月，董必武、薄一波曾提出，因為物價上漲壓力大，新政權不能增發貨幣。這個觀點顯然是有道理的，因為當時的財政赤字早就超出了政府債務率的紅線，確實不具備增發貨幣的基礎。然而，陳云主張增發貨幣。他認為，長期來看，隨著共產黨在全國奪取政權和各地生產恢復，新政府在經濟運行中是能夠占據主動地位的，那么，暫時的增發貨幣就不必擔心形勢失控。中央最終采納了陳云“做多”的觀點，當年財政支出達到財政收入的2.9倍，部分上也是用增發貨幣對接收過來的國有資本和上層建筑“做多”的結果。

如果以狹義的貨幣金融學視角，在貴金屬或者外匯作為貨幣發行依據的條件下，增發人民幣只能使其信用攤薄，因此增發屬于“做空”；但如果以“大金融”的視角看，貨幣是中共最大的對沖赤字的手段，在政權大局未定之時壓縮財政支出，顯然會自縛手腳，不利于新政權站穩腳跟；而增發貨幣如果運用得當，則可促進生產的恢復，有利于夯實經濟基礎，使人民幣對應的實體經濟規模穩步擴大——因此，增發是“做多”，減發才是“做空”。

從下文可以看到，打擊民生物資的投機、釋放土地革命的巨大潛力、接管與運營國家資本，都需要政府使用“看得見的手”來操作，而貨幣是這只“看得見的手”近乎唯一可用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