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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前一篇“他們不罵《大秦帝國》，卻大罵大秦帝國”一文，著重陳述了這樣一個觀點：站在人民的角度，真正的專制和暴政，主要不是來自一統天下的大皇帝，而是來自封建割據并相互征戰的諸侯國，即一個個各自為王的小皇帝，所謂的“多君為政之世”。而一旦出現了偉大的君主，蕩平宇內，實現統一，變“多君為政之世”為“一君為政之世”，往往會迎接太平盛世的到來，即《春秋》所說的從“據亂世”進步到“升平世”甚至“太平世”。

這個道理，對于古代中國來說，從無任何疑問。所謂“春秋大義”，一為“大一統”，二為“譏世卿”，三為“張三世”，講的就是抑制豪強、海內一統、天下為公這一政治理想。

而中國自秦以后兩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也恰恰體現了“春秋大義”的政治實踐：從周之封建到秦之統一，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統一，從晚唐五代藩鎮到宋之統一，從明末割據到清之統一，真正的盛世——人民安康、物產豐盛、商業發達、藝術繁榮等等，一定出現在大一統的朝代，而不是在四分五裂、戰亂頻仍的時期。

所以，如下兩個基本事實，也不會有任何疑問：第一，對于人民整體來說，秦朝的暴政，一定不會大于統一之前列國的暴政之總和。第二，對于人民整體來說，秦朝的酷刑、徭役、田賦、征戰，列國一樣都不會少，但秦朝為整個民族鑄造的大一統家國基礎、為抗擊外敵構建的共同體強國外殼、為中華文明之生發演進開拓出的天下國家、中央之國這一巨大且獨特的發展空間，列國卻根本不可能做到。

一、大一統的優越性和進步性不言自明

統一大大優于分裂，天下歸一大大優于封建割據，如果說中國傳統儒生囿于眼光、限于視野還不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那么，對于當下中國學人來說，在擁有了世界歷史的視野、了解了各民族的歷史經驗、獲得了各方面先進知識的全新條件下，則再沒有任何道理不刷新原有的歷史觀念，不重新認識歷史規律。

大一統的優越性和進步性，放在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歷史上，也是不言自明。西方自由主義盡管極力強調個人、突出社會、抵制國家，但其主流歷史觀卻毫不含糊地正面評價并大力推崇羅馬帝國，在橫的方向上將當年羅馬帝國的敵國如波斯帝國、安息帝國等妖魔化，在縱的方向上將帝國崩潰之后的文明大衰退時代稱為“黑暗的中世紀”，只為突出羅馬帝國的偉光正。

而其他文明更直截了當，中東國家致力于阿拉伯帝國的復興，伊朗念念不忘波斯帝國的榮光，土耳其魂牽夢繞奧斯曼帝國的輝煌，甚至今日蒙古也未曾斷絕對成吉思汗時代的美好回憶。可以說，凡是歷史上曾經實現過大一統、建立過帝國統治的民族，即使時隔兩千年、一千年之后，也依然懷抱著強烈的復興之夢，決不會將當年的崩潰解體和今天的偏安一隅當成更好的結果而欣然接受。

借用進化論的觀點，每一個延續至今的民族，一定是具有正確生存策略的民族。難以想象一個從不追求民族大一統、偏偏向往四分五裂、相互征伐局面的民族，還能夠獨立存活至今。

相比于世界各個民族，中國歷史上的秦漢兩朝一枝獨秀，在前后四百年時間里為中華民族奠定了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的政治基礎、軍事基礎、經濟和文化基礎，此后兩千年，這一基礎從未徹底崩壞。所謂“百代秦制”之說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中國經過“漢承秦制”之后，兩千多年歷史就成了“鐵打的秦制，流水的王朝”，王朝覆滅難以避免，但無論因外族入侵還是因民間起兵而導致，每一次又都因為“秦制”這一鐵打的基礎而得以實現大一統的重建，甚至連五胡和蒙古在入主中原之后，也依然要承襲秦制。

這一點，羅馬帝國肯定比不了，如果當年的羅馬帝國也打下了類似于“秦制”的大一統基礎，今天的歐洲也早就統一了。而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突厥帝國、奧斯曼帝國等等也比不了，或是因為神權不倒，或是因為世卿不滅，或是因為民族不睦，或是因為制度不全，也同樣難比獨享“秦制”遺產的中華帝國，所以也難有一次次重建，更難圓未來復興之夢。

就是這么明明白白，無論從中國自身歷史的縱向上看，還是從世界范圍歷史的橫向上比，秦漢帝國的偉大都不容低估。可為什么恰恰是中國人自己一定要給秦朝戴上“暴秦”的黑帽子痛批猛打，絕不放過呢？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政治正確”呢？

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一暴行被中國儒生罵了兩千年，今天又被很多當代中國學人接過來繼續批判，卻故意無視大量明白無誤的歷史事實。例如：即便把焚書坑儒這個暴行再放大十倍，也比不上魏晉時期因八王之亂導致“五胡亂華”而給整個民族帶來的創傷、痛苦和災難的一個零頭。公元311年一場“永嘉之禍”，河南三萬晉軍被殲，洛陽三萬官民被殺，宮殿陵墓宗廟慘遭焚毀，華夏族歷史上第一次失去中原政權，王室士族被迫“衣冠南渡”。

為什么人們會有明顯的選擇性遺忘？為什么不牢牢銘記每一次中央集權崩潰、大一統局面喪失之后那些必定發生的無數個“永嘉之禍”，反倒死死盯住每一次重建了中央集權、恢復了大一統之后那些大君主的少數“暴政”行為？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政治正確”呢？

對于儒生來說，這一偏頗行為還容易解釋。一是因為官修正史以歷代大皇帝的大朝代為主，只要是君臨天下的大皇帝，事無巨細都有記載，而那些在“據亂世”時期割據自立的小朝廷，無論干了多少壞事，也難以記載下來，即便記載下來，也不被文人們所重視。這就導致“升平世”時期的個別冤情會被放大，“據亂世”時期的天下苦難則掛一漏萬。二是因為傳統儒生們士志于道，堅信皇帝應該“為政以德”，不符合圣賢道德標準的皇帝就是“失道”、“無道”，所以死死盯住皇帝的道德瑕疵不放。至于政治是否可以與道德分離，是否可以化約為權力技術，帝王是否可以不擇手段地追求權勢和利益，這些“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問題，忠于孔孟之道的儒生們從來不曾考慮過，當然也就不太可能走出“泛道德化”誤區，從歷史運動自身邏輯出發客觀評價歷史人物。

可是今天的中國學人早已不是傳統儒生，按說不應再承襲傳統儒生們固有的偏頗，但現實卻是，他們毫不猶豫地接過了儒生的棍棒繼續痛打“暴秦”，而且下手更狠。

正如近年來圍繞《大秦帝國》系列電視劇的播出所反映出來的，由于頑固的批秦、黑秦、反秦立場，中國歷史評價中的怪現象層出不窮：

一、為大一統做出最大貢獻的秦朝被戴上“專制”、“暴政”的黑帽子摘不下來，并連累后世每一個大一統朝代都被說成“皇權專制”；

二、千百個“永嘉之禍”無人銘記，長期默默無聞，似乎很期待下一次五胡亂華的重演；而針對秦始皇大一統之后的一次“焚書坑儒”卻罵聲喧天，經久不息，罪名背到今日；

三、大一統國家的種種優越性不被承認，對歷史和文明的貢獻少有評估，而四分五裂、諸王割據的時代反被稱頌，號稱“自由開放”；

四、……

這種莫名其妙的“政治正確”，顯然不單純是中國兩千年儒家傳統的問題了，顯然是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沖擊影響的問題了。

二、西方“專制”政體理論能支持這種“政治正確”嗎？

兩千年后的中國學人繼續批秦，是基于西學政治理論，這一點毫無疑問。批秦的理論文章，千篇一律地認定秦朝“專制”，因為“專制”所以暴政，所以反自由民主，所以黑暗邪惡。看起來，“專制”一詞在批秦的“政治正確”中起著支柱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對這個詞的前世今生做一番探究。

“專制”一詞古已有之，但并不是現在這個含義，其近現代用法源自西方，晚清時期傳入中國。

但由于以下三個原因，這個概念從傳入之初就出現混亂，直到今天也未理清，到處可見誤用、濫用、錯用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