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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觀1946年之后三年半的“解放戰爭”和“蔣家王朝”的覆滅，恰恰就是天下皆反，民間起兵，是最新一次以下層社會為主體的歷史運動。左翼知識分子發動輿論聲討，青年學生成群結隊奔赴延安，城市居民舉行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國民黨軍隊成批地投誠起義，解放區的百姓踴躍參軍、踴躍支前，這些都不能簡單用“農民革命”概而論之。

那種認為儒家傳統只有統治術、沒有革命思想的觀點，那種認為毛澤東思想只有馬列主義這一個脈絡、沒有儒家傳統源泉的觀點，都是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儒家傳統和毛澤東思想，各自都有千百棵形態各異的“樹木”可以各取所需，但這并不是全部，只有將它們放在世界不同文明的橫向比較中，放在歷史長河的縱深視野里，才可以看清它們作為“森林”整體的獨特風貌和特殊價值。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典籍無數，大師云集，早已是一片獨一無二的森林，外來的樹木自由地生長在其中，但不會改變森林全貌。在今天這個“文明沖突”或“文明競爭”的世界，森林整體的意義更加突出。這個意義，從文明的角度看，就是古老的中華文明變身成為了一個現代化文明，在世界的眼里，也就是儒家文明的現代化。

儒家文明之所以能夠實現現代化，甚至有可能實現一種超越西方文明和其他各大文明的本土化現代化，必定有其內在的原因。而如前所述，作為儒家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下層社會儒家傳統”，不僅在兩千年時間里伴隨現代化國家的周期性重建而“其命維新”，近百年來又與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成功結合，生成為新型的“中國思想”，僅從這一點上來看，就完全有理由將其作為重要的內在原因之一。

雖然思想界關于中華儒家傳統在現代化中的價值和作用問題還遠遠沒有形成共識，但近年來，由于向西方學習的潮流出現了退潮，在政治實踐中回歸傳統的趨向已經愈加明顯。

這也可以理解為是中國的現代化之路走到今天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因為作為后發的、非西方的國家，中國的現代化也遵從著塞繆爾·亨廷頓的“兩階段論”規律，而今天的中國，正處在第一階段即將結束、第二階段即將開始的那個關口上。

二、“下層社會儒家傳統”與現代化“兩階段”的關系

本系列文章推出之前，曾向曹錦清教授征求意見，曹教授寫了一段回復，其中包括如下一段話：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提出，所有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把西方化當作現代化，用西方化引領現代化。隨著發展后自信提高，非西方國家就開始第二步現代化，進入去西方化，回歸本土化的現代化階段。中國當下正走上第二步。

這兩個階段不僅是認識的發展，也是實踐的發展。在中共革命階段，毛澤東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將馬克思主義中的西方因素拋開，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結合起來，學習其中現代化的內容。

中共領導的改革開放，第一步是從80年代開始的，以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當下正走到第二步，開始去西方化，回歸本土的現代化。

去西方化不是去現代化，而是現代化的繼續發展。只有現代化的不斷深入，才能真正區分哪些因素是西方內在的，哪些因素是現代化的，是普適的。

現代化的核心是高新技術和制造業。中國現在在高新技術和制造業上在接近西方，但還沒有完全趕超。由于已經出現中國趕超西方的趨勢，所以到了需要提出區分西方化和現代化這個問題的時代；同時，由于中國還沒有趕超西方，所以不可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國處于工業化的前沿，和西方并駕齊驅，甚至超過西方，就不會仰視西方了，就能把西方和現代化區分開來，中國就能重新提出現代化的敘事。”

“和諧”與“復興”

曹教授為本文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在此深表感謝！下面繼續討論其余部分。

根據這個“兩階段論”理論，今天的中國，無論從哪方面講，都已經有條件、有能力邁出“第二步”了。

這是中國的光榮，因為在所有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中，中國是第一個來到這個關口的。

與俄國近現代歷史進行對照，看得更為清楚。俄國自彼得大帝統治時期（1689-1725），啟動了“以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的第一步。但是這個進程導致了水土不服，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動蕩，并最終引發了布爾什維克革命。

革命后的俄國接受了源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并將其變成一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重新發起了向西方的挑戰。然而，從俄國本土的斯拉夫主義立場上看，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盡管表面上形成對立，但實際上雙方講的是同一種語言，它們都是現代的、世俗的，都以實現自由、平等和物質富裕為最終目標。這也就意味著，在長達三個世紀的西方化進程中，1917年之后的紅色俄國實際上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與西方纏繞在一起。這一進程，直到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退潮才徹底宣告結束。

今天的俄國，沒有完全接受自由主義，但也放棄了共產主義，其結果是它與西方之間的隔閡反而更加擴大了，再次回到了西方文明與東正教文明那個鴻溝的兩邊。正如亨廷頓所說：“一個西方的民主主義者可以與一個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思想上的爭論，但他不可能與一個俄羅斯的東正教民族主義者這么做。”（《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但問題在于，這次向本土化的回歸，卻不是現代化的“第二步”，因為它的“第一步”并未完成，前蘇聯在高新技術和制造業上沒有趕超西方，因此這次回歸更像是返回到三百年前被彼得大帝所創造出的那種“無所適從”狀態。

從中可以對比出中國的不同之處和優勢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