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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前面說到安全觀，其實這些年在歐洲的關注程度是在逐步加大的，從中美貿易戰、到疫情、供應鏈，再到戰爭影響下的主權軍事安全等；在這一點上，最近德國政府正在醞釀限制中德投資法案、設立新的對華經濟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不過目前內部仍存分歧，比如執政聯盟之一的自民黨還在踩剎車，包括中遠集團投資漢堡港一事仍存爭議，還有大眾汽車新疆工廠被德國政府拒絕投資擔保，這種內部分歧最終會如何演化？給政府執政帶來什么內耗和隱患？

伍慧萍：德國內部在對華關系上的確存在分歧。具體來講，社民黨、包括總理朔爾茨，相對比較穩健，試圖維持默克爾時期比較務實的對華基調，但綠黨、自民黨則更加強調制度競爭。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在對華政策上調整的大方向是非常明確的，它對中國的這種地緣政治重點突出制度競爭。之前德國也提過，德國和歐洲都把中國定義為制度性對手，可見定位非常清晰。這是默克爾之后的一個最新定位，而且慢慢成為政界的共識。

在他們看來，現在是大國競爭時代，中俄的不同制度，其表現和結果跟西方民主制度之間是存在競爭的。這一理念主導了他們對華政策的大幅修訂。

同時，可以看到德國在對華經貿關系領域制定新的投資法案，因為經濟安全屬于國家安全戰略的框架之下，所以也要同步制定新政策。外交部主導制訂新的總體對華戰略，經濟部則主要負責對華經貿政策調整。比如，強調將進一步加強投資審查，而且這種審查是雙向的，可以說極大顛覆了德國一貫的風格，以前政府對企業行為是盡量不干預，但現在不僅要審查中國在德投資，還要審查德國企業在華投資，可以說對于經貿投資的政策進一步收緊。

最近的兩個典型例子，中遠集團參股漢堡港一事陷入巨大爭議，目前還在討論中；德國政府取消對大眾新疆工廠的投資擔保，甚至未來也不排除要求德國復興信貸銀行（FSW）審查是否減少在華德企的信貸額度，同時通過擴大信貸額度以換取擴大在印尼等亞洲其他地區的投資和經營。很顯然，德國正在收緊與中國之間的經貿投資，而且指導思想是要使得德國資本對中國投資降低興趣。

其實除了這些比較大的行動之外，還有其他的舉措，比方說以前會舉辦一些投資貿易促進會或洽談會以促進雙邊貿易，但現在就不怎么做了，反而引導德國資本去投向其他地區。如今更是有了一個新名詞叫“友岸外包”，意思就是引導德國資本投向那些他們認為的所謂“友好國家”或價值觀相同的地方，但這種原則非常雙標，投資印度、沙特都可以被認為“友岸外包”，但中國就不行，雙標意味太強。

現在的德國政府希望實踐貿易網絡多元化，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從俄烏戰爭中，德國真切體會到自己對俄羅斯在能源上過于依賴，對中國則是經貿依賴，它發現自己在很多關鍵原材料以及一些重要領域對華依賴太深，必須調整方向，更多地跟志同道合、價值觀相近的國家或地區打交道，使之更為多元化。這一點在德國是有共識的。

另外，在發展對華關系時，德國日益強調歐洲內部要形成統一立場，期望加強與盟友的協調，這個盟友既包括歐洲，也包括美國，現在雙方也有相關機構協調，比如在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的框架下。

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試圖阻止中遠集團入股德國漢堡港 圖自AP

觀察者網：您前面談到的主要是德國政界的想法，但經貿問題畢竟涉及企業主體，雙方步調是否一致？

伍慧萍：反差還是非常大的。雖然德國政界一直呼吁減少對華依賴性，但今年以來的各種數據都反映出德國大企業其實都在擴大對華投資，像大眾、巴斯夫等，這一增長也創下進入新世紀以來的新高。

所以，我覺得當下政冷經熱的趨勢好像更加明顯了——政界在拼命往后撤，試圖勸阻德企往其他地方投資，但對不起，企業還是看重中國市場，更何況現在想要找到一個類似的替代市場沒那么容易，既要同等體量，又要擁有龐大的高素質勞動力群體和穩定的投資環境，非常困難。比如，印度雖然一直在鼓勵歡迎投資，但現實中的很多政策是排斥外資的。相較之下，在中國擴大投資對德企仍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在我看來，當前中德之間的經貿關系恰恰可能是一個穩定期。就像德國政府正在研討的新的投資法案，經濟界是不太買賬的。

觀察者網：確實，這從近期不少經濟機構、證券公司發布的研報中可以看出，今年以來有不少德國大型企業都在向中國轉，當然也有一部分轉移到美國，給外界的總體印象由于歐洲通脹、能源短缺等因素，反倒推動了歐洲制造業外移。

伍慧萍：說實話，如果疫情限制更緩和一些的話，德企往中國的投資會更多。數據是最能說明問題的，《南德報》9月15 日的報道中提到，歐洲對華投資正逐漸被少數大公司主導，據榮鼎咨詢公司市場報告顯示，過去20年里，德國在歐洲對華投資中的占比已從15%增長到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