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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蓋論，誰作用于誰

盡管如此，此后的40年中，日本自身的國際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圍繞日本的“國際安全保障”環境也在冷戰終結、蘇聯解體、美國反恐戰爭、中美關系的霸權等級趨于緊張的變化等轉折性事件后出現了劇轉。現在我們沒有時間回顧這四十年。在這里，只圍繞日美關系這一條主線來把問題整理一下。

那是跟“瓶蓋論”有關的一條主線。換言之，是日本與美國在政治軍事方面保持距離、開始走自己的路線時美國出現的反應，以及與日本預測美國反應并作出回應有關的問題領域。其中總是會出現“日本核武裝”的問題。美國對日本哪怕脫離美國的軌道一步都極為敏感，要采取行動加以阻止，每當此時，美國都會重申美國支配日本的重要性，強調如果日本脫離了美國的遏制，日本就會有進行核武裝的危險。

在美國的圖示中，日本從美國的核保護傘下走出去就等同于日本進行核武裝。但現實情況是，日本政治的主流并沒有完全脫離美國的核保護傘、有序推進獨立核武裝。而且如前所述，即便佐藤政權積極追求核武裝，也并沒有最終走向廢除安保和獨立核武裝項目。

《我國外交方針大綱》引用核武裝一項前的文字如下。

1 關于安保的應施政策

(3)可以預計，我國輿論的方向基本上傾向于不希望美軍明顯存在于我國國土上。因此我國應首先立足于避免現狀劇變，確立領先于輿論動向的愿景，并逐漸建起立足于我國主體性的安全保障體制。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國土安全僅在核威懾力以及西太平洋地區的大規模機動的海空攻擊力與補給力上依靠美國，除此之外，原則上以擁有自衛能力為目標。關于朝鮮半島為中心的遠東安全，則需完備各項體制，為達成如下目標而服務：在平時作為抑制力，只為美軍提供若干有限制的重要基地設施，緊急狀態下有效協助美軍使用基地和美軍行動。

(4)從質與量兩個方面擴充、完備我國的自我防衛能力，完善、改正國內法律體系并充實行政上的各種體制，采取各種措施以使自衛的實力可以在緊急狀態下充分發揮，同時逐漸縮小、整理在日美軍基地，原則上自衛隊在繼承現狀的同時，繼續留置與日本及韓國國防生死攸關的若干美軍基地，以發揮抑制力。

《大綱》所言也就是緊急狀況駐留論，也可以說是“修正安保”。它意味著這一期待：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維持日美安保關系，減少在日美軍基地，增強自衛隊，相對降低對美國依賴程度的同時，任何時候都保持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并以此作為外交上的抑制力。盡管如此，鑒于佐藤政權時期向獲得、擴大持有核武器的具體能力這一課題發出了直接挑戰——不光是研究，也包括核能政策的展開——基辛格、周恩來會談時將日本核武裝問題作為現實來討論并不奇怪，但是佐藤政權的“核武裝牌”最終僅落在保持潛在核武裝能力上。

在佐藤內閣時期，美國對日本就核武裝牌的回應越過日本，直接靠向中國，加上基辛格與周恩來會談所言的日本核武裝警戒論，都反映了美國對日本如此程度修正日美關系的嘗試都極為敏感，而且反應過激。很難想象此時美國會真的以為日本要廢棄安保、獨自進行核武裝。這時中美共同所表明的對日進行壓制的姿態是為了將當時作為經濟競爭者崛起的日本緊緊壓在美國的臂膀之下所施的恫嚇。

另一方面，對美國而言，沒有顯出放棄安保、對美自立的日本的核武裝牌則是不痛不癢。基辛格反過來把它變成了讓周恩來認可美軍駐扎日本的一張牌。同時，那之后40年的2003年1月，布什總統明確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我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說，如果北朝鮮繼續開發核武器，那么也無法阻止日本開發核武器了。”（《讀賣新聞》2010.11.10）日本的核武裝牌反而被美國用在對中國的時候。“瓶蓋論”可謂驚人地長命。

不管怎樣，直到這個時期，可以判斷存在著這樣一個方程式。那就是，日本要離開美國的姿態越是明顯，日本越是具備核武裝潛在能力，日本就越是在軍事上、政治上進一步完全處于美國的支配之下。

與這個搖擺方程式相關，1980年里根與中曾根的關系也值得我們進行探討。拉開開端并不是中曾根，而是以“刺猬國防論”被熟知的“專守防衛論”論者鈴木善幸首相的訪美。1981年，鈴木訪問美國。在與里根總統會談后，他在新聞發表會上稱日美安保條約并不是軍事同盟，而觸怒了美國。盡管鈴木已發誓要同美國在“海路”防衛上合作，但美國并未原諒鈴木，美日關系也緊張起來。這種緊張表現了修正后的憲法原理（專守防衛）與美國的霸權原理之間的沖突。

鈴木的繼任者中曾根康弘在美國也被當作反美民族主義者，成為警惕的對象。相傳中曾根在選舉運動時將自己作詞作曲的“修改憲法歌”拿給后援會的人傳唱。這是一首豪壯的軍歌。“嗚呼/潰不成軍/敵人的軍隊進駐/民主和平之名下/被強加的占領與憲法/策劃著將國家解體/若此憲法仍存/只可無條件降服/守著美式憲法/做美元帥的下臣……”。以我的分類，這一立場是繼承大日本帝國原理的榜樣。他雖然與鈴木完全相反，但彰顯了與美國在原理上不能合作的姿勢。

但是，就任首相后的中曾根在1983年訪美之際，卻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名親美戰士。不，也許是不得不如此吧。在記者招待會上，當著里根的面，中曾根不但宣告“日美命運共同體”，而且稱日本列島是對蘇最前線上可以不斷射落蘇聯戰斗機的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艦。一旦發生狀況，日本將封鎖宗谷、津輕、對馬三個海峽，將蘇聯太平洋艦隊圍困在日本海內。當時，有著“新冷戰”之稱的美蘇核對抗已經發展到一個危險的階段，里根政權強烈要求日本從“海路”防衛開始，強化對蘇戰略中的軍事作用。通過積極響應、夸張示忠，中曾根一舉消解了鈴木“脫離美國”和其自身反美民族主義者的“傳聞”。通過向美國極端盡忠建立起來的“羅（納德）康（弘）關系”成為了中曾根最大的政治資產。總之，中曾根的反美言語必須用極端忠于美國的表現予以補償。

其后，這種制約日美關系的搖擺方程式依舊存在。

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日美關系也面臨著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要轉折。當時作為反共冷戰產物的日美安保，客觀上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但在日本，很少有借此良機根本性地重新認識日美安保的行動，相反卻是在“國際貢獻”的大義名分下，借助海灣戰爭中的自衛隊派兵問題，打開了海外派兵的突破口。1993年非自民黨的細川聯合內閣成立后，細川護熙首相任命朝日啤酒會長樋口廣太郎為主席，組成防衛問題座談會，重新檢討后冷戰時代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這一座談會提交的報告中提出了構筑多邊安全保障體系的建議。提案主張以日美安保為基軸，推進與亞洲的多角度安全保障體制，可以說并不徹底。但即便如此，美國方面也反應激烈，開始全面反撲。

其結果就是1996年日美共同聲明做出的“日美安保再定義”，它是對60年安保體制的潛在性修改——變更了目的，卻免去了手續。美國的新戰略是，冷戰后繼續維持其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不允許出現任何對抗性霸權，全面守住本國的優勢。因此，美國要求日本再次效忠于這一新戰略。具體而言，1995年沖繩全島的反基地斗爭在決定成敗的緊要關頭遭到拋棄，日美簽訂了決定建設邊野古新基地的SACO協議。新日美共同防衛指導方針規定，不但自衛隊要參加美軍行動，日本基層的社會性、制度性資源也要被動員起來，加入該體制之中。以此為突破口，日本在冷戰后一步步直接成為美國世界戰略的同謀，911之后，日本參加了布什的反恐戰爭，2005年的“美軍再編”又將日本的軍力直接統合到美軍的直接指揮之下。

美國的對日政策，一直對脫離美國有著警戒心和過度反應。最近，對于民主黨2009年競選公約中提出的“對等的日美關系”的主張、鳩山“將普天間基地移至沖繩縣外、日本國外”的提案、鳩山/小澤的“東亞共同體”論調，美國都明確表示了警戒之意。鳩山/小澤路線的反彈，在地震、海嘯、核電災難的“友情作戰”中得到了數倍的增強，鐘擺在相當大的慣性作用下向右搖擺。本人并非小澤一郎、鳩山由紀夫的支持者，也不是陰謀史觀論者，但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在趕走小澤、鳩山的過程中，日美的隱在勢力沒有被動員起來。

在“日美同盟”下，美國要求日本效忠的水準之高，超于常識。可以明確地說，這種維持高要求、高水準的原因，一半在美國，一半在日本支配集團的主流——外務省、財界、政界、媒體。占領期之后，美國國家維持了與日本國家支配體制之間的有機結合，建立了一個不但可從外部施壓，更可從日本內部確保忠誠的結構。

美國根據占領期以來的經驗，非常清楚只要不是涉及日本財界利益的經濟問題，大可通過恫嚇手段——只需由“知日派”中級官僚嚇唬嚇唬說“亮出底牌！”（show the flag）、“軍靴踏在地面上！”（boots on the ground），就可以無限地提高日本的忠誠度。日本方面對美國表現出對日警戒的姿態，抱有深深的恐怖，甚至認為只要是引起美國警戒的行為本身就值得追究。為了消除美國的警戒，甚至不惜過度服務。（奇怪的是很多日本的右翼，如冷戰期反共、蔑視亞洲的右翼由于其出身背景就屬于這種潮流）。正如我反復主張的那樣，戰后日本國家不是將美國作為外交對象的外部，而是作為自身的內部來對待的。

過去，日本國內存在著批判美國、批判憲法和平民主主義、批判親社會主義的“革新陣營”這一有力的反對勢力，與親美、親財界、修憲的“保守陣營”相對抗。20世紀末社會主義垮臺后，這個革新陣營作為“陣營”消滅了，有關國家前進道路的明確的對決戰線也消失了。取而代之，喪失了以往政治基礎的自民黨被趕下臺，以政權交替本身為目的的民主黨抬頭，并于2009年獲取政權。

這個黨并沒有統一的政治理念或原則，只是為了有別于自民黨，多少顯示出偏左的姿態，但從整體上還是一個保守主導的政黨，追隨美國、修憲派占據多數。但目前保守支配集團還沒有成功修憲，因此還沒能擺脫憲法第九條的限制，獲得自由。于是，主流統治者集團——追隨美國派，就處處挖空憲法第九條的制約，快速地推進著與美國戰略的一體化。

在日本統治集團的內部，確實也存在著主張與美國保持距離的潮流。但是這卻并沒有使統治集團明確地分裂為親美派、反美派這樣的對立政治陣營，而是形成了一種雖然在其內部包含著鷹派與鴿派，卻在傾向上有著靠近美國與靠近中國的差異，但從整體上卻是以美國統治為前提的政治與意識形態體制。這一追隨美國的共識體制的存續使美國確定了其判斷根據，即無論怎樣要求抬高忠誠度水準，日本都會順從。作為潛在核武裝的“為了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子能”，就被編制在這種追隨美國的共識體制之中，就像沒有出場機會的二號演員一樣藏身于舞臺兩側。

那么，如果這個演員跳到舞臺中央會怎樣？不是潛在，而是現實地成為核保有國又會怎樣呢？如果那樣，通過核電積蓄的力量將轉化為現實。在理論上，日本確實也可能放棄安保條約、真心實意地脫離美國、自立、退出NPT體制、成為單槍獨馬的核大國。具有這種意志的政治勢力如果掌權，日本的核能設施和技術將被動員用于制造核武器、宇宙開發，電子技術也將被重新用于軍事目的。

日本已經持有了大量沒有用武之地的钚。目前，日本有著包容這種可能性的氣氛，這也使得現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類的人物，可以肆無忌憚地稱“日本如果沒有核是不行的。只要沒有核，就不會被平等對待”、“日本的生存之道是成立軍事政權。如果不那樣，日本就是別人的附屬國。可以進行征兵制”。從這點考慮，上述情況也不是沒有可能。（石原，2010年6月20日，憲政會館演講，ANN新聞6月20日）

當然，這種選擇意味著日本完完全全地國際孤立——美國、中國、俄羅斯、南北朝鮮、東南亞、歐洲都將孤立日本，這是一目了然的。無須贅言，這是一條毫無所獲的毀滅之途。而且，歷史上日本有過選擇孤立、導致毀滅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