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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至1980年，美國外交的特點是域外無大戰，國內由尼克松、基辛格開啟的以中東石油為支撐點的華爾街金融資本正在全球布局。10年間實際GNP為3.7%，通貨膨脹率卻大大高于前兩個10年，達到7.3%⁷¹，經濟的增長被高通脹嚴重稀釋。造成這一時期經濟滯脹的原因是外部大規模持久戰爭的結束，國家處在軍工帝國難以為繼、金融帝國及緊隨其后的高利貸帝國布局尚未完成的過渡期。美國軍工帝國主義時期經濟的這一特點，中國學者杜文君在《美國戰爭經濟論》一書中有比較深刻的分析：

每次戰爭爆發之時或之前，美國經濟都正處在衰退之中，即經濟衰退預示著戰爭的爆發。事實上，衰退本身也推動了對戰爭對象的認定和打擊速度，當戰爭爆發后，美國經濟迅速進入高漲期，從幾場典型戰爭爆發的經濟背景來看，適時認定和打擊戰爭對象是美國減緩經濟衰退、刺激經濟復蘇的重要手段。因為每每在經濟衰退之時，美國首先借助宏觀政策的調整來緩解衰退，而這種宏觀政策的變化首當其沖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變動上，美國政府往往在經濟衰退時驟然增加軍事開支，軍費的迅速增加雖然不是市場的自發行為，它是政府強制行為的結果，但軍事開支的增加與政府其他類型開支增加的效果卻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時的政府軍費開支無疑為全社會生產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龐大市場，尤其軍事工業生產（包括專用武器裝備和通用軍事消費品等）短期內擴增，迅速將軍費支出的乘數效應引致到消費和投資走向上，從而使得社會總需求大幅上升，進而在短期內對宏觀經濟總量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最終達到國內當時既定資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釋放經濟衰退壓力的目標。由于軍費開支本身對宏觀經濟的涉及影響和刺激作用非常顯著，軍費開支的財富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戰爭決策者對戰爭紅利的非理性預期，以致將緩解經濟衰退寄希望于軍費開支的頂峰階段——戰爭時期。總之，美國在打擊戰爭對象之時都與當時的國內經濟衰退有一定關聯。從總體態勢上看，美國國力狀態和戰爭頻數呈正相關關系，但是在每次具體戰爭爆發前，美國經濟卻大多數處在低迷或者衰退狀態，這種奇妙的現象在美國戰爭決策中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⁷²

20世紀70年代初的第四次中東戰爭、70年代末的伊朗霍梅尼革命和美國駐伊朗大使館人質危機等，都加快了美國國內從軍工資本統治讓位于金融資本統治的速度。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國防支出雖大幅上揚，但軍事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5%～7%域間的水平，這與此前15%～5%域間的水平相比已大幅下降（參見圖四）。此后，對美國GDP增長貢獻率最大的產業由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開啟金融化進程。90年代，美國金融化及其全球擴張進入大收獲時期，其間美國的金融業利潤收益迅速超過制造業。如表3所示：

里根時期——經尼克松時期準備和過渡——是美國軍工帝國經過短暫的金融時期向高利貸帝國轉軌的開始。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金融業利潤快速飆升。由表三可知，從60年代到90年代，金融業利潤增長了1599%，制造業利潤僅增長了393%。

圖5、圖6從長時段描述了美國三次產業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到美國三次產業產值和就業份額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已開始向第三產業傾斜。到20世紀80年代，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即農業，特別是第二產業即工業之間的剪刀差迅速拉開，第三產業到20世紀90年代已贏得全面且不可逆的優勢。如圖5、圖6所示：

在金融帝國主義向高利貸帝國主義轉變的過程中，美國迎來了歷史上最長的“繁榮”期。“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1992～200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3.8%，其中1998年為4.3%，1999年為4.2%，2000年達到5.2%。而1975~1990年美國GDP的增長率平均為 2.4%。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共出現過9次擴張期，前8次中最長的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達106個月，90年代初以來的擴張（到2001年3月）已達120個月，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擴張期。”⁷³

顯然，1992～2000年間，是美國高利貸獲利最豐的時期，而此間由蘇聯解體——相當于一場戰爭——釋放且流向美國的巨量浮財成了推高美元指數的助力，而此前推高8次“擴張期”的重要助力就是由戰爭拉動的軍工生產。20世紀80年代之前，美國以軍工拉動經濟，美元堅挺的前提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美元與黃金掛鉤，“持有美元等于持有黃金”⁷⁴。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的黃金儲備無法支撐美元供給，為了保持美元在世界貨幣中的硬通貨的壟斷地位，美元便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掛鉤。1975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決定只接受美元作為原油支付貨幣，這意味著各國要購買石油等大宗商品，就得增加美元儲備，這就使得美元始終在國際外匯市場中處于中心地位。英國公共有限公司⁷⁵（CMC Markets）的外匯首席策略分析師阿什拉夫·萊迪（Ashraf Laidi）認為：“當OPEC在1975年決定只接受美元作為原油支付貨幣時，美元立即成了全球的儲備貨幣，這也鞏固了原油的重要地位。如果我們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當作金本位，那么20世紀七八十年代便是原油本位時代。”⁷⁶里根之前，美國是通過戰爭拉動美國的軍工利潤，尼克松停止越南戰爭后，便將美國的軍事力量收縮至中東，強力控制中東石油。“美國對世界石油的控制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⁷⁷中國學者梁亞濱寫道：

美國憑借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優勢地位使石油利潤全部轉換成美元資本，同時使石油美元的流動繞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按照美國的利益，以購買美國各種債券等金融資產的方式回流美國，彌補美國的財政和貿易赤字。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確立石油的美元標價和結算制度，同時說服石油出口帶來的巨額順差用來購買美國國債。”“美國對世界石油控制的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⁷⁸

需要說明的是，造成美國金融化速度加快的原因，除了石油以美元結算之外，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啟動的改革開放及同期亞洲“四小龍”經濟的迅速發展拉動了亞洲對美元的超大規模的需求，此間美元指數⁷⁹在1985年2月被推至歷史最高收盤點位的164.72點。如圖7所示：

需要說明的是，1985年美元指數的峰值出現并不是國際油價推動的結果，因為同期的國際原油價格恰恰處在歷史的最低點。如圖8所示：

顯然，1985年的美元峰值是1978年后中國改革開放和亞洲“四小龍”的快速發展共同推動的結果。此間，美國經濟也在金融全球擴張的路線上獲得發展。中國經濟學者黃海州客觀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寫道：

中國改革開放壓低了全世界的通脹水平。新型全球化下發達國家可以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大量的消費品，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體系，如WTO，全世界的商品、資金能夠更大范圍地流動，大大壓低了世界的通脹水平，所以說過去30年是全世界發財最好的時候。⁸⁰

1981年至1990年間，里根總統推行“里根經濟學”，其主要內容包括：削減政府開支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降低通貨膨脹率；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加速企業折舊以刺激投資。里根經濟學的總體思路是以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來對付經濟停滯，以貨幣學派的控制貨幣供應量來對付通貨膨脹。里根時期，美國實際GNP增長率比前十年雖有下降，為2.9%，通脹率卻大幅減少，為4.6%⁸¹，但還是高于GNP實際增長。大規模的減稅政策增加了個人可支配的貨幣和企業的流動資本——這是里根貨幣供應學派的本質，私人和企業可支配的貨幣總量大規模增加和流動，是國家經濟金融化的前提。

客觀上說，里根經濟政策推行后，美國經濟得到恢復。1984年，在里根上臺的第四年，美國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達7%，通脹率被壓至4%⁸²，“超過了計劃預定的4.5%指標，創3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⁸³大規模減稅造成的部門和個人可支配性貨幣增加了美國百姓的滿意度。1984年，謀求總統連任的里根要求選民回答“你們是不是比四年以前生活得更好？”的問題時，美國百姓回報里根的是48個州的壓倒性勝利和高達60%的支持率。

值得提醒的是，里根時期經濟的大面積收益卻是在政府借貸和國際收支赤字以剪刀差的路線雙向大規模擴大的時期。如圖9、圖10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