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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話與白話文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多是作家，五四時期的作家也多是知識分子，他們在寫作和思想層面都表現出高度的自覺，共同影響并塑造了一代新人，為他們提供了日后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交流工具和戰斗武器。“白話革命”以及它所承擔、負載和激發的“思想革命”界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的社會公約數，覆蓋了從陳獨秀、李大釗到胡適、錢玄同；從瞿秋白到傅斯年；從魯迅到毛澤東的現代文學運動的完整的意識形態光譜和思想疆域。

在今天，重訪這一最大公約數或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不但有助于再次確認中國新文化的共同的歷史基礎、道德基礎和文化基礎；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讓我們進一步分析普遍歷史趨勢下特定的“交疊共識”內部的豐富性、復雜性和結構性矛盾。無疑，那些豐富性和復雜性還遠沒有被窮盡；有些矛盾直到今天也并沒有獲得完全的解決，甚至在新的條件下反復地、有時是尖銳地浮現出來。

五四前后白話革命的基本理念，歸根到底是“白話勝文言”。這個在今天人看來不言而喻的觀念，在當時卻是一個爭論和爭辯的話題。五四一代白話革命者首先需要證明的是，“文言做得的，白話也做得”[5]；其次是進一步論證為何白話文必將決定性地、不可逆轉地勝出，成為現代中國人的“普遍性高級文化”的唯一媒介、載體、形式和風格。

在這場爭論中，白話革命的先驅們表現出空前的自信和傲慢（比如胡適就認為唯有白話文學史才算創造的文學史、活的文學史[6]），因為他們確信，這場白話革命同一場更為深刻、更為實在的思想革命互為表里，而后者的實質并非抽象意義上的“思想”，而是作為近代歷史經驗產物的活生生的中國人的具體而真實的內容。這種內容的豐富性和必然性、它的最終是不可遏制的自由和創造力自然而然地要求與此相適應的形式。這個形式就是白話文。

陳獨秀和胡適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了八大主張（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講求文法；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7]），隨后又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概括為四條（要有話說方才說話；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話[8]）。這些貌似溫和、漸進的主張，實則已包含了白話革命的總體性和激進性的程序編碼。

到陳獨秀筆下，同樣的主張用更為熱烈的（但也許過于“對仗”的）語言歸納為三大原則（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9]）。如陳獨秀所言，這在當時無疑是“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化革命軍大旗”的造反行為。是什么讓他“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為之前驅”呢？

答案無疑來自那個自晚清以來一直在中國人心中縈繞不去的問題，即為何近代中國的經濟革命、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舉步維艱、一次又一次以失敗告終；為何近代中國人視變革為畏途而甘做“茍偷庸懦之國民”、任由自己的“精神界”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處在“黑幕層張，垢污深積”[10]的狀態？白話革命之所以被提上議事日程，成為五四知識分子的頭等大事，正因為在胡適陳獨秀等人眼里，白話和白話文是“開發文明之利器”[11]。由此可見，白話革命不僅僅是一場現代語文運動，更是晚清以來中國精英階層“開啟民智”努力的集大成、是五四“啟蒙運動”的核心使命。

但白話革命又不能僅僅等同于、或被完全窮盡于其啟蒙使命。白話革命是否能夠成功，一方面固然取決于它的民眾認可程度、社會普及程度和制度性成功，比如報刊、教材、政府官文的白話化程度。另一方面，白話革命作為一場文學革命，它還必須在特定的文學意義上確立白話文實踐的地位和價值。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都曾一再指出，“白話文”不是白話，首先因為人也可以用白話談舊思想，用白話寫陳詞濫調，做洋八股、黨八股之類的東西。反之，用古文也可以寫革命文章，如章太炎。“白話文”必須能夠作為“文”同所有其他的“文”的形態抗衡和媲美，因此它雖然用“引車賣漿者之流”也能看懂的詞匯和句法寫作，但最終卻必須證明，古文和外國文學能做到的，它也做得到。

魯迅和周作人

“文”的概念不僅包含新文化的種種理念，也同中國文學傳統和文化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更不用說風格、形式、審美這些東西本身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它在五四時期，第一次在理論上可以并且應該抵達全體中國人，由此而成為一個政治－文化共同體的普遍的媒介。白話文從自我發明，自我結構到自我風格化和審美化，一步步為新文化、新人、新社會和新國家做開拓和定型的準備；它作為語言方式、思維方式和審美方式所達到的疆域和高度，也就是現代中國在世界文明范圍里所達到的疆域和高度。

三、口袋和箱子

五四知識分子改造社會、再造國民的志向、以及他們通過形象和敘事再現自我的意志，都要求他們取一種“一元的作文態度。”[12]也就是說，新經驗、新思想、新道德需用與其內容相一致的新形式表達出來，并隨這種新的歷史內容的變化而變化。周作人后來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對此作了如下歸納，其中包括三個環環相扣的步驟：

（一）“由于西洋思想的輸入，人們對于政治、經濟、道德等的掛念，和對人生、社會的見解都和從前不同了。應用這新的觀點去觀察一切，遂對一切問題都有了新的意見要說要寫。”

（二）“舊的皮囊盛不下新的東西，新的思想必須用新的文體傳達出來。”

（三）“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