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久久精品免费福利电影,国产又黄又大又粗视频,A级毛片免费播放无码,人人妻人人爽人人澡欧美一区

文體革命不僅僅是語言和書寫方式的變革，更由思想革命的內在形式和結構所規定；后者對前者提出要求，前者為后者服務。甚至可以說，白話形式本身并沒有自己獨立的內容上的訴求，而是直接把“新思想”作為自己形式賴以成立的前提、內容和實質。白話革命意義上的“白話”并沒有被賦予形式自律性或技術上的優先性，而是從一開始就被定義為符合表達新經驗、新思想需要、與民眾的時代需要相適應的問題。

正如新思想追求的不是對舊思想的“兼容并包”，而是對它的排斥和剪除，白話革命所追求的也不是同舊文學形式的混雜和交融，而是對它的徹底否定。白話革命的歷史意義，在于它通過表達方式、交流方式、思維方式和文學風格一舉將現代性歷史經驗和現代人的自我主張確立為一元的、無從分割的實體和整體，從而將一切與此不相適應的觀念、習俗、行為和道德情感方式統統打入另冊并做語言上的切割和封存。

隨著白話和白話文在社會生活各領域內的逐步確立，“舊世界”不僅是思想上的異端，更在語言的意義上變成一個“異域”和“他人”。從今天“文明復興”的旨趣著眼，這種傳統內部的斷裂無疑是令人遺憾的、有問題的，但在五四白話革命時期，它卻是一種義無反顧的歷史選擇，也即魯迅所謂“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邏輯的體現。[14]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中國讀書人階層閱讀古文典籍的能力并不會因為使用白話、用白話文寫作而喪失或衰退，但對于日后接受白話教育的新一代國民來說，同傳統的關系將永遠不復為“天然”或給定的，而只能經過現代人自我意識的中介、選擇和批判、基于現時代的需要被重新發現。

因此，所謂“一元的作文態度”的要害，在于它強調白話革命絕非什么風格上的選擇、調和或多樣化，而是一種決絕的否定和選擇；是通過堅持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一元化和整體性而引入一個社會本體論意義上的現代文化，從而把古文和它所代表的社會現實一勞永逸地從現代人的時間、經驗和精神生活中排斥出去。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周作人對此作出再明白不過的表述：

“我見中國許多淫書都用白話，由此想到白話前途的危險。中國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將舊有的荒謬思想棄去，無論用古文或白話文，都說不出好東西來。就是改學了德文或世界語，也未嘗不可以拿來做‘黑幕’，講忠孝節烈，發表他們的荒謬思想。……所以我說，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我們不可對于文字一方面過于樂觀了，閑卻了這一方面的重大問題。”[15]

所謂“第一步、第二步”當然絕非就先后順序或重要性而言，而是說如同走路，需雙腳交替向前，否則只能跌倒或原地不動。內容決定形式是白話革命的內在原則，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自身的“新”賴以界定自身歷史實質的形式機制和風格特征。周作人曾對文言文和白話文寫作做過初聽上去違反常識的、但卻是十分精彩的觀察。他寫道：

“寫古文較之寫白話容易很多，而寫白話實有時是自討苦吃。我常說，如有人想跟我學作白話文，一兩年內實難保其必有成績；如學古文，則一百天的工夫定可使他學好。因為教古文，只須從古書中選出百來篇形式不同格調不同的作為標本，讓學生去熟讀即可。…… 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16]

周作人當然不是在一個玩笑的意義上談文言和白話寫作之間的難易。顯然，看似深奧、高雅的古文，在白話革命者眼里不過是一套凝固的、容易模仿上手的形式和格調，一種八股。古文之所以是“容易的”，因為它是一種靜止的、外在的、被動的形式主義的制度，一種空間化、物化的結構安排原則。相反，白話寫作之所以不好掌握（“自討苦吃”），原因恰恰在于它缺乏古文所據有的可憑恃、能依賴的形式格調上的確定性，只能赤裸裸地暴露在它所要表達的經驗、思想、情緒的面前，每一寫作都仿佛是第一次，每一次都是面對變化中的、不確定的意義世界所做的無所依傍的、小小的實驗、搏斗、創造和發明。周作人接著總結道：

“白話文的難處，是必須有感情或思想內容，古文中可以沒有這東西，而白話文缺少了內容便作不成。白話文有如口袋裝進什么東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東西不裝。而且無論裝進什么，原物的形狀都可以顯現得出來。古文有如一只箱子，只能裝方的東西，圓東西則盛不下，而最好還是讓他空著。任何東西都不裝，大抵在無話可講而又非講不可時，古文是最有用的。譬如遠道接得一位親屬寫來的信，覺得對他講什么都不好，然而又必須回答，在這樣的時候，若寫白話，簡單的幾句便可完事，當然不相宜的，若用古文，則可以套用舊調，雖則空洞無物，但八行書準可寫滿。”[17]

“必須有感情或思想內容”、“少了內容便做不成”這個白話文的結構性“軟肋”，卻也正是白話文的制勝王牌。它在自身形式內部空間里的空洞性、不確定性與可塑性，恰恰是其語言優勢和文學優勢。這個“裝進什么東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東西不裝”的口袋，最終因為“無論裝進什么，原物的形狀都可以顯現得出來”而成為現代性經驗之豐富、無限、駁雜和變動不居的內容的最佳容器和載體，甚至是后者得以在感性世界里“顯現”的最佳物質媒介，盡管這里的“物質”或“材料”只是語言、言語方式和文學寫作風格。

在今天看，為五四白話革命所界定的這種永遠在尋找內容、離開內容便無法存在的形式；這種讓“原物的形狀都可以顯現得出來”的媒介、載體和風格，本身包含了一種理想：即內容與形式之間、思想與表達之間、歷史與真理之間的同一性的理想。從這種同一性理想中，還可以引申出表達形式必須隨表達內容之歷史性的變化而變化的認識。相對于當代文學理論、語言理論和認知理論的進展（比如后結構主義文學理論關于差異性的論述），這樣的同一性概念也許顯得幼稚和不精確，但它在現代中國文化變革和文化意識上的歷史貢獻和歷史意義卻是毋庸置疑的。它提示我們，“新文化”從誕生之日起就抱定了一種實在論的真理觀和表現論，表現出對自身哪怕是尚不明確的、多變的歷史內容的高度自信。這其中激進的、徹底的反形式主義、反教條主義、反矯飾主義姿態是無論怎樣強調也不為過的。

四、“反對黨八股”

與白話文這個隨物賦形、相由心生的“口袋”相反，那種“能裝方的東西，圓東西則盛不下，而最好還是讓他空著”的“箱子”，如今在隱喻的意義上超越了具體的歷史所指（“古文”），而包括一切空洞無物、形式大于內容或僅僅為形式而存在的套話、官腔、仿作和贗品；更可泛指一切夸大其詞、故作姿態、或落入各種觀念、風格、趣味和規范的窠臼而不自覺的哲學或審美上的過度表現。

“口袋”和“箱子”的對比還告誡我們那種理論上永遠存在的、甚至有時是必要的形式的過度“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或“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危險。每一場文學運動、思想運動和理論建構運動，都在其過程中包括這樣的過度物化（reification）和“官僚化”傾向，它讓原本新鮮活潑的表達和這種表達原本所傳達的新鮮活潑的經驗在語言中枯萎，變成一種“過度表達”和“過渡形式”，最終變成經驗和思想的桎梏和牢獄，變成死板、單調、令人生厭的教條，望之猶如一個“衙門”。這象征性地對應著這樣一種歷史現象：幾乎每一場革命都包含著自身的“熱月政變”，即革命者和革命運動本身的官僚化、特權化和固化。

作為白話革命自覺踐行者的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在同他所領導和駕馭的革命機器內部不斷滋生出來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文風、學風和思維方式做不懈的斗爭。1942年作于延安整風時期的《反對黨八股》一文，正是對五四新文化的強有力的回應和繼承，在社會革命歷史運動的內部證明了白話革命基本原則的深遠意義和長期有效性。

毛澤東在文章里幽默地把“黨八股”戲稱為根據地的“創作”（“誰說我們這里沒有創作？”），隨即“仿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給這種文風一口氣列了“八大罪狀”（一、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二、裝腔作勢，借以嚇人；三、無的放矢，不看對象；四、語言無味，像個癟三；五、甲乙丙丁，開中藥鋪；六、不負責任，到處害人；七、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八、傳播出去，禍國殃民）。把“黨八股”上升到“危害革命”、“禍國殃民”高度并非毛澤東的夸張，而正是基于對五四白話革命歷史功績的體認。毛澤東寫道：

“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閑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丑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18]

毛澤東對各種八股、教條和形式主義的警惕和抵制，首先來自他自覺地把五四新文化運動和白話革命的“極大的功績”作為一個根本性的歷史參照系。這同魯迅周作人等終其一生都時刻警惕和提防各種封建余孽借尸還魂、睜大眼睛捕捉民國社會政治文化和國民心理中一切拒不接受新文化洗禮的污泥濁水，不遺余力地予以揭露、諷刺、挖苦和嘲笑、必欲剿滅之而后快如出一轍。反對“黨八股”的斗爭，是在社會革命的新階段、在共產黨組織內部進行的一場“白話革命”，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革命”。在毛澤東眼里，形形色色的“黨八股”不僅僅“阻礙革命”，而且按五四白話革命的標準也是“死硬的”、“后退的”。

在毛澤東看來，在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前進的總方向上，革命不是“啟蒙”的否定，而是它的繼承，盡管在革命和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相對于白話革命和新文化的“反動”和“倒退”仍將不斷出現，不會因革命國家的意識形態建制和有效行政管理而自行消失。在毛澤東的思維里，革命應把“啟蒙”內在的“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主義老八股、老教條”時迸發出來的能量、活力、自發性、創造性和崇實精神保持繼承下來并充分內在化，即把它變成革命者和革命運動本身的語言風格、思維風格，進而變成一種新的認識論和道德上的自我規定；否則，革命就有可能“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