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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舉世矚目。

早在2014年11月，中國成功舉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峰會。盛況空前的迎賓場面以及美俄等國首腦的蒞臨，讓此次峰會成為繼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后的又一個國際性盛會，再一次儀式化地呈現了“中國崛起”這一世界性的主題，也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全新展現掀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那次會議的主題是“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以亞洲國家為重點，深化互聯互通伙伴關系，加強“一帶一路”務實合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如果將“一帶一路”比喻為亞洲騰飛的兩只翅膀，那么互聯互通就是兩只翅膀的血脈經絡。

新一屆領導人主政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戰略逐漸清晰，成為中國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和地緣安全的世紀大戰略。與之相隨，中國高鐵走出國門，成為一張耀眼的“國家名片”，更成為中國崛起的最新象征。

“一帶一路”作為特殊國際形勢下中國領導人精心打造的戰略重器，高鐵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自身體制優勢創造的一個最成功戰略產業，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以及應對國際國內重大挑戰有著怎樣的深遠影響？對于中國在21世紀建立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又有怎樣的戰略意義？

圍繞相關話題，鳳凰衛視出版中心主筆瑪雅專訪了西南交通大學中國高鐵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柏。高柏教授主要著作有《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年至1965年的發展主義》《日本的經濟悖論：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根源》，《西方社會科學與日本研究》《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合著）和《向西開放：亞歐大陸經濟整合與中國的國際戰略對沖》（合著）等。

在全球層面以陸權對沖海權

瑪雅：在剛剛過去的2014年，“高鐵外交”是中國政治經濟的一個熱詞。9月在上合組織杜尚別峰會上，習近平與普京會面，商討中俄高鐵合作；在隨后對印度的訪問中，又著力推動中印合作建高鐵。李克強也在出訪多個國家時頻頻打出中國高鐵這張“名片”，被媒體稱為“最佳高鐵推銷員”。高鐵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助推中國外交發力的快車，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你在2011年3月發表文章《高鐵與21世紀中國大戰略》，在國內國際引起廣泛關注。文章指出，“高鐵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出來的唯一可以改變整個21世紀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基本格局的戰略產業，它的建設可以對中國的命運產生深刻影響”；并提出，將高鐵發展與中國向西開放，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建設新絲綢之路的大戰略聯系起來。現在來看，這些論斷準確地把脈了中國高鐵發展和國家戰略設計，“一帶一路”戰略已經成為國策。你當時是怎么做出這種研判的？

高柏：做出這種研判是根據當時國際國內政治經濟格局出現的變化。就像我在文章中分析的，在國際層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實施藍海戰略，即通過來自海洋國家的投資，利用廉價勞動力這一比較優勢，參加國際分工, 特別是參加海洋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體系，利用沿海地區外貿的飛躍發展帶動國內經濟增長。這種藍海戰略的實施依托于美國主導下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中國在這種體制下實現了30年的經濟快速發展。

然而，2008年以來的兩個重大變化給這種發展模式帶來了困境。第一個變化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對發達國家的經濟造成巨大打擊，這些中國產品主要市場的一蹶不振對中國出口產生了嚴重影響。同時人民幣在發達國家的壓力下不斷升值，也造成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

第二個變化是美國從2009年為應對中國崛起采取重返亞太戰略。在這個戰略的影響下，其他的“利益相關者”也重返亞太——俄羅斯“向東看”，印度跟著摻和南海問題，澳大利亞也變得更加積極，日本、菲律賓和越南更是伺機加劇了與中國在領土領海問題上的糾紛。2010和2011這兩年，所有的戰略壓力都集中在中國的南海和東海，一時間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

這些變化給中國的藍海戰略帶來了嚴峻挑戰。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應當如何應對？我提出中國應該利用以高鐵為代表的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向西開放，促進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建立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陸權戰略，在全球層面以陸權對沖海權。我認為，中國的崛起之路在于通過為國際基礎設施建設融資而確立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通過在歐亞大陸建立多邊合作機制加強與未來大國的合作關系，和通過資本輸出來建立中國主導的全球生產體系。

瑪雅：美國重返亞太，劍指中國；周邊國家一哄而起，趁火打劫……海上風生水起，印證了一個說法，21世紀是亞太世紀。你為什么著眼于歐亞大陸，主張發展高鐵和向西開放戰略？

高柏：這是對沖戰略的思路。“對沖”是一個金融學概念，即為了避免股票價格下跌造成的損失而采取兩邊下注，在購買預期價格上升的股票的同時也購買預期該股票價格下降的期權。這樣萬一股票價格下跌造成的損失可以通過期權的盈利來彌補，從而減少投資的風險。在政治學中，“對沖”是理解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概念。在國際政治經濟中講對沖，意味著在爭取最好結果的同時，為應對最壞局面的出現做好準備。

當美國從亞太方向施展戰略壓力的時候，中國怎么能緩解這個壓力？中國應該向對方展示，你要是不跟我合作，我有別的選項，而且這個選項對你的利益是有害的，以此來迫使對方轉過來與中國合作。

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對沖戰略的思維與原來在國內頗有影響的強調合作的自由主義觀點有很大區別，與近年來在美國戰略壓力下獲得更多青睞的強調對抗的現實主義觀點也有很大區別。在實踐中，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觀點都不能解決目前中國面臨的問題。

瑪雅：對于中國如何應對所面臨的困境，自由主義有何主張？

高柏：受自由主義影響的外交政策在過去30年對加強中國對外合作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當外部環境惡化，原來與中國合作的國家開始不合作時，它的弱點就顯現出來了。明明他國不再合作，甚至變本加厲，自由主義卻依然一廂情愿地強調合作，避免沖突，苦口婆心地勸他國以根本利益為重，根本不理解“對沖中國的崛起”也是他國的根本利益。面對嚴峻的外部挑戰，自由主義拿不出有效的應對措施。

在關于向西開放戰略的辯論中，自由主義觀點強調俄國和美國在中亞地區的利益，警告中國不能做俄美不樂見的事，但卻無視中亞地區對中國自身的戰略意義。自由主義立場不理解，在國際政治中與存在利益沖突的國家合作是需要資本和實力的。歷史經驗多次顯示，回避矛盾并不能導致和平，綏靖主義反而致使沖突加劇，甚至走向戰爭。中國版的自由主義缺乏對西方行為邏輯的基本認識，俄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曾為此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

瑪雅：與主“和”的自由主義觀點相反，現實主義觀點的核心是主“戰”？

高柏：隨著近年來周邊環境的惡化，持現實主義立場的人主張中國從正面反擊他國的敵意，試圖以武力解決利益沖突。他們認為中國已經具有與他國聯盟正面對抗的資本，無視中國經濟對國際貿易高依存度帶來的在戰爭環境中的脆弱性。

現實主義者在理解和應對外部挑戰時經常有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是把他國對中國的對沖看成是對抗。由于中國過去一直講友好外交，一旦被他國對沖時會覺得非常不舒服，以為別人已經在與自己對抗。實際上，美國迄今為止的對華政策都還屬于對沖的范疇，不是對抗。中國這次對俄羅斯的支持，在美國也基本被解釋為是對沖，不是對抗。到頭來，是否由對沖發展為對抗，取決于中美雙方后續的戰略互動。

另一種傾向是當自己開始對沖他國時忘記了對沖不是對抗，把對沖這一讓對方明白不合作成本的手段當成了目的本身，把對沖推向對抗。這樣做的結果是使自己失去了談判的空間和與此相應的戰略利益，也使對沖失去了本來的意義。

自由主義立場和現實主義立場有一個共同的危險，就是可能導致外交受民族主義驅動，使局面失控。單純強調合作可能由于外交軟弱而受辱，從而引起國內民眾的強烈不滿；而單純強調對抗則從一開始就依靠民族主義情緒，對國際上對沖中國的舉動輕易地做出極端的反應。這二者都會把中國引向歧路，使中國付出高昂的代價。

瑪雅：你主張的對沖戰略與這兩種觀點有什么不同？

高柏：我提出向西開放，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目的是讓中國建立一個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陸權戰略，以陸權戰略來對沖美國的海權戰略。

對沖戰略在本質上屬于現實自由主義。它部分接受現實主義關于國際關系性質的基本假設，即國家之間存在利益的沖突。但是與現實主義單純強調沖突和對抗不同，對沖戰略認為國與國之間也存在利益的交集；在雙邊關系中，沖突和交集何者占上風，取決于兩國之間的戰略互動。對沖戰略與自由主義都重視合作，它們之間最大的區別在于尋求合作的手段不同。自由主義單純強調合作的好處，遭遇他國制衡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向對方輸送更多好處。而對沖戰略則轉而強調不合作的壞處，通過向對方顯示不合作的代價和利益損失，來誘使對方合作，同時也為自己準備在對方不合作時的反制手段。對沖戰略不僅體現了對自身實力的自信，同時也強調戰略定力，不讓國際局勢中的非本質變動輕易影響全局。

在西部馳騁的高鐵將走出國門

中國可以既是陸權大國，也是海權大國

瑪雅：為什么中國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就能對沖美國的海權？換句話說，為什么中國向西開放，美國在對中國加強海上圍堵時就會有所顧忌？

高柏：保持歐亞大陸的力量均衡、防止出現與美國敵對的大國，一直是美國重要的戰略目標。美國的戰略家們認為，如果歐亞大陸出現一個強大的陸權國家，這個國家的勢力很可能會延伸到西半球，這將對美國的安全構成直接威脅。正因為如此，當中國向西開放、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時，就形成對美國戰略利益的潛在威脅。如果美國不想把中國推向與俄羅斯結盟的地步，在對中國施加壓力時就會有所顧忌。

國內有人認為，由于保持歐亞大陸的力量均衡是美國的戰略利益，中國向西開放會招來美國對中國的進一步圍堵。這種觀點根本不理解美國式戰略思維的邏輯。

道理很簡單，美國越加強從海上對中國的壓力，中國就只能越向西去，這對美國保持歐亞大陸力量均衡的戰略利益威脅就越大。到目前為止，美國一直在太平洋方向對中國施加戰略壓力，給中國找麻煩的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都位于太平洋方向。如果中國向西開放，打通歐亞大陸橋，有了進入印度洋的陸上通道，積極推進與俄羅斯的合作，必將極大改善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美國重返亞太能夠作用于中國的力量必然大大降低。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進展會讓美國認識到，如果在環太平洋經濟整合中長期把中國排除在外，中國將被迫建立自己主導的、與環太平洋經濟整合競爭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并且也把美國排除在外。把中國排除在外的時間越長，對美國戰略利益造成的代價越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將促使美國早日接納中國加入環太平洋經濟整合的自由貿易體系。

瑪雅：從世界政治經濟重心轉移來說，美國重返亞太，是為了對沖中國的崛起，在太平洋地區維持霸權。而中國向西開放，是與美國的戰略重心東移形成對沖，為爭取未來發展的有利局面創造條件？

高柏：就是這個道理。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決不意味著中國要放棄在環太平洋地區的巨大利益。中國仍然要成為一個海權大國，在太平洋地區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沒有必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徹底的陸權大國，因為中國既可以是陸權大國，也可以是海權大國。中國獨特的戰略地理位置允許它在這二者間根據不同時期的國際條件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戰略。目前中國之所以要把自己發展成陸權大國，是為了給海權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同時為海權的發展加上一道保險。

對中國而言，21世紀既可以是一個太平洋世紀，也可以是一個歐亞大陸世紀，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紀。這取決于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各大行動主體對中國的立場和態度。如果環太平洋國家對中國有敵意，中國就西進，致力于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如果歐亞大陸國家對中國有敵意，中國就東進，致力于環太平洋經濟整合；如果兩邊都對中國展示善意，中國可以同時推動兩邊的發展。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既面向歐亞大陸，也面向亞太地區。

中國近年來一直在追求海權，但是由于缺乏對沖機制，經常被人家制衡卻無力反制。2010年以后中國外交遇到的種種麻煩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發展軍事力量是一種以沖突為威懾方式的對沖，中國應該發展強大的海軍以建立自己的海權。但是如果能發展出一個強大的陸權經濟圈，中國則可以依靠對沖不戰而屈人之兵。

一旦有了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陸權這個對沖機制，中國與太平洋地區海洋國家的經濟整合也會更加順利。因為以中國目前在資本和技術方面的優勢以及經濟規模，只要下決心去推動，不論與哪個地區進行經濟整合，都可以給那個地區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一旦中國有了另外的選項，亞太國家必須考慮失去中國的參與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巨大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