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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您前面提到美國可能需要一場內戰來解決它目前面臨的危機，這讓人想起就在特朗普確診新冠后，拜登立刻發表“葛底斯堡演講”，當時有人評價這是拜登最像競選演講的一次演講，但問題是在普通民眾中引起多大反響？

賈敏：恰好朋友圈有朋友對拜登的新“葛底斯堡演講”有精妙點評，這里借用一番：如果美國選舉是優等生和差學生一同競選班委成員的話，那么是否那種僅靠一篇優美的演講辭就能躋身班長的時代，是不是應該到頭了？

我們知道民主黨陣營有很多才華橫溢的寫手，這篇稿子大概率是拜登陣營為其量身定做的，所以這篇稿件很有總統競選的范，但未必是拜登款的。

這里不妨再提《第四次轉折》的觀點。按照兩位作者的劃分，拜登與特朗普盡管都出生于1940年代，但他們并非一代人，拜登屬于比嬰兒潮更早的那代人，所謂的“沉默一代”（Silent Generation 1925-1942）。這代人的身份和特征比較尷尬，比他們更年長的一代，大兵一代（G.I Generation，1901-1924）經歷大蕭條，贏得了二戰，成為美國夢的創造者，然后孕育了驕傲自信的嬰兒潮一代。

沉默一代則既沒有參與二戰的榮光，步入成年的1950年代是個物質豐裕、思想貧瘠的美國社會。因此“沉默一代”的普遍特征是循規蹈矩，善于妥協和忍耐，進取心介于前后兩代人中間。

這種描述非常符合拜登的人設，拜登出生平民，少年得志進入政壇，在國會參議院過摸滾爬四十多年，加上八年副總統任期，他的老氣橫秋與隱忍內斂得到公認，同時缺乏的領導力氣質也是有目共睹。加上老年喪子，對小兒子亨特的某種縱容也合乎情理，烏克蘭門的事情應不會空穴來風。

拜登如果當選，他會是怎樣的一個總統？我以為他顯然會是一個弱勢總統，他的智囊團隊人才濟濟，但細眼望去都是奧巴馬-希拉里時代留下的盛年精英。國內已經有許多文章分析介紹拜登對外政策的十大高手，挨個數來都是似曾相識的。

我想說，他們可能可以在具有同樣常春藤背景，充滿精英范的奧巴馬團隊中游刃有余，配合默契，但是和一個年近八旬、思維遲鈍且智識平庸的總統共事，這種明顯落差或許在雙方之間都會留有芥蒂。

在美國歷史上，以智識和能力出類拔萃聞名的肯尼迪外交天團，在林登·約翰遜的治下卻釀成了一系列外交大敗局。此種的原因，我想還是要有一支可靠、高效、但必須忠誠的外交政策團隊來執行，目前我們還需要更長時間觀望。

這里還是要補充一個觀察，那就是從美國歷史經驗來看，從未有過“沉默一代”成功競選過總統（拜登是副職），這代人更多活躍在國會山上，比如我們熟悉的佩洛西、麥康尼爾等人。倒是嬰兒潮一代人，從比爾·克林頓到小布什，都是特朗普的同世代人。因此，為什么不給特朗普多點勝選幾率呢？

觀察者網：確實，這種游離感非常強。另外，雖然距離11月3日大選已經非常近了，但人們還是在擔心各種“驚奇”，從所謂的“十月驚奇”到“十一月驚奇”，乃至“選后驚奇”，外界輿論從南海猜到臺海，您對美國現階段操作中美沖突的可能性怎么看？最近，中美兩國都有老一輩政治家、或是中美關系研究者出來說一些話，比如基辛格提出要為中美沖突重新設限等等，但問題是這些忠告在如今的時代能有多大作用？您怎么看？

賈敏：按照時間譜系，基辛格亦屬于“大兵一代”，但是他是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移民，似乎又不能完全歸納美國的世代層次中去；在文化上，他是觀察美國文明的外來者、旁觀者。基辛格在當下出來點評中美關系，在我看來是一種政治道德責任的體現，無論他說的現在還有沒有人愿意仔細聽。共和民主兩黨都把中國當做解決美國社會問題的一劑萬能良藥。基辛格的發言，實質就是告誡不要玩過火。他知道美國困境的癥結所在，也知道中國崛起勢不可擋。

基辛格在2014年的《世界秩序》中曾建議中美兩國，要走一條共同演進發展的道路。但是老先生沒有繼續深入剖析，如何進行演進，是線性發展，還是循環往復，還是如現在流行的社會詞匯，各自內卷化而實現？ 或許簡單來看，基辛格認同斯賓格勒式的文明衰落論認知，美國處于后自由主義秩序時刻，要克制自己的莽撞和好斗基因，避免重回叢林世界。那么中國則處在歷史上難得的發展機遇期，更要避免做頭腦發熱的事情，避免被非理性的民粹思潮所裹挾，避免出現戰略性的誤判和行動。

作為有豐富經驗的外交活動家和思想家，基辛格的話總是深思熟慮的產物。有人以為他在選戰即將揭曉前說漂亮話，沒有多大作用。其實我們可以更理解這番話是給2020年大選的勝出者聽得。他希望能在紛爭后的中美兩國間劃出接線，先停火，再談判，避免不可收拾的場景。

觀察者網：對。試想通過一場外部戰爭來解決內部問題，關鍵是在當前這樣的科技時代，戰爭程度、規模是無法設想的，誰都無法預知到什么程度會停。

賈敏：美國是碰到過這個問題的，內戰是美國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戰爭，死了六十多萬人，之前誰都沒有想到過。內戰對19世紀的美國影響深遠，之后美國社會內部尋求和解、努力發展經濟，走上強國崛起的道路。相比較下，二戰是對外介入的一場戰爭，在道德和立場上美國都具有優勢，所以二戰在美國又被稱作完美戰爭（Perfect War），兼顧正義性、正當性、以及通過戰爭獲取的世界霸權領導者身份。

回到中美之間，首先來看中美之間是否真正面臨各類利益和政治利益考量的不可妥協的沖突和對立？我覺得還是言之過早。中美在過去，特別是二戰后的70多年國家建設與發展過程中，雙方的共識和利益點是愈來愈多的，盡管這個階段即有熱戰、也有冷戰；既有碰撞競爭劇烈沖突，也有合作交流命運與共。

中美兩國的年輕世代愈來愈顯現出相同的氣質：普遍承認個人價值的重要，一定程度的社會責任感，道德意識的重新回歸。由于兩國不同的治理模式和社會觀念，同質化的東西不被輕易顯現，異質化的特征反而被放大。我們應該看到中美兩國社會各種演進所產生的那條積極的進步弧線，可能暫時出現交錯，但終將再次交匯。

跟中國發生戰爭，只是一些人的臆想。美國軍方高層非常清楚，跟中國打一場仗，毫無意義。美國軍方去碰瓷白宮，說中國軍力增加，我們也要漲軍費；那既然養兵了嘛，總得出去秀一秀，順便也讓國會老爺們聽到砸出去的錢有個聲響，這本身是美國政治操作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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