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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舉辦高規格學術會議，推進理解日本文化的“憂郁”研究。

2000年，葛蘭素史克公司在日本京都召開高級學術會議，公司的目標是試圖解決日本的抑郁癥的文化難題，如何將日本的“憂病”轉化為符合美國心理診斷標準的“抑郁癥”。參加會議的人員主要是精神衛生領域的重要學者，有美國的人類學家，也有日本的精神疾病專家。

在此次會議上，一些文化人類學者提出了對日本文化不同于美國文化的見解，比如美國麥吉爾大學的科邁爾博士認為，美國人對自我的體驗是個體式的，孤立在個體的頭腦里面，而日本人意識到的自我則少一點孤立的個體感，而更多與社會和自然背景聯系。這類見解雖然是學術見解，但是卻為制藥公司理解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種思路，等于學術專業知識變相地為利益而服務。

日本學者則詳細敘述了該國精神衛生服務體系在整個醫藥衛生架構中的位置，還報告說，精神醫療服務當下正處于一個關鍵的轉折期，日本民眾對情感障礙、抑郁的擔憂，對高自殺率的關注都在迅猛增加。這無疑為醫藥公司提供了一個可靠的市場信號——日本人需要高科技藥物，只是還沒有醒悟。

京都會議最后達成的共識文件為葛蘭素史克公司提供了市場戰略和行動計劃。同時，國際抑郁與焦慮共識團體發出警告：抑郁在日本普遍沒有足夠重視，但西方科技即將伸出援手。

第三，以推廣高科技的名義，拉攏日本專家學者。

為了給自己的抗抑郁藥開拓一個新市場，葛蘭素史克成立了教育基金，多次舉辦高級學術會議，給予日本專家學者優厚的報酬。

一個顯見的案例是，作為日本知名的精神科醫生，杏林大學精神衛生系的田島治教授在會議上便宣稱，“采用國際通行的診斷標準和精神醫學技術，能帶來極大的好處，幫助評估患病率，還能提高診斷的準確性。”美國醫藥代表先進科技，“新而有效的治療選擇，尤其是SSRI類藥物，能為減少日本社會的抑郁和焦慮障礙做出貢獻。”這之后的好處是，葛蘭素史克公司付給他優厚的酬金發表演講和參加會議。

第四，投放巨量廣告，擴展醫學“常識”，吸引普通人購藥。

在前三步做完之后，該公司開始了大規模的廣告宣傳。

一是大量的廣告宣傳。1995年神戶地震三個月后，一位電視節目制作人制作了一期講解彼得?克萊默的書《Listening to Prozac》,并在日本最大的電視網絡播出，該節目宣稱美國人在識別和治療類似抑郁癥、焦慮癥這樣的情緒障礙方面領先于全世界。

在某家制藥公司的抗抑郁藥廣告網頁上，寫著這樣一句話：“就像一個蛋糕菜譜要你用正確比例的面粉、糖和小蘇打，你的大腦也需要精確的化學平衡以保證最佳運行狀態。”

二是精準投放廣告。抑郁癥就像是“心理上的感冒”，這句廣告詞非常經典，它有幾重含義：它暗示“憂病”不是人們曾經認為的那種嚴重疾病，所以也不應該帶有任何社會羞恥感；表示服用抗抑郁的藥物像買感冒藥一樣簡單；抑郁癥和感冒一樣，極其常見。這種宣傳說服了許多人為了可能算不上疾病的問題去尋求醫療干預。

三是心理診斷的可得性。人們可以在醫藥公司的網站上去做一個抑郁自我評估測試，如果測出來抑郁，就可以去醫生那里要求開藥。

當然，你可以說美國公司是在“搞陰謀詭計”，但是在美國醫藥公司的高管看來，這是一種基本人權，是推動普通人享有高科技成果的行為，是推動人們美好生活的行為。

葛蘭素史克公司/資料圖來自新華網

“病理化”：抑郁癥成為“流行病”

通過此種策略，抑郁癥逐漸成為了日本國民觀念體系中的“常識”。

一是自殺是未被診斷的抑郁癥的重要指標，將自殺等同于抑郁癥。這也意味著，抑郁癥是導致自殺的頭等殺手，得了抑郁癥不吃藥就要自殺，顯然，此舉在制造社會焦慮。

二是將看病吃藥看作是基本人權，日本人理應享受先進的科技成果，改善自己的生活。

三是將西方的藥物宣傳成為高科技產品。通過無數的實驗和海量的在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權威專家作證，證明SSRIs類的西方藥物是被證實的西方高科技藥物，是包含了人類最前沿的科技。科技是先進的，并且是無國界。

四是日本精神衛生醫生應當使用美式的心理問卷來幫助診斷心理疾病。而此舉使得心理疾病的判定日常化、簡單化，普通人在網上做個量表便可以自行診斷。

五是宣傳不完全符合抑郁診斷標準的可疑病人，仍然應該看作是有病的人，而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六是日本人必須重新審視生活和工作中的壓力，而這些壓力可以由SSRIs藥物來治療。

日本人的觀念與日常認知被輕易改變，憂郁不再是一種表達美的生活方式，情緒體驗，而是一種被稱為“抑郁癥”的疾病。其中病理化就好像是一種對待機械的方式，當醫生給患者做診斷時，醫生并不需要與作為整體意義上的人的具象化的患者深入接觸，只需要量表測算。

“你的這里有癥結”就好似“這車的軸承有問題”。病理化的好處是能迅速將癥狀歸類，快速找到改變情況的方法，且把自己遇到的情況歸結為病，對于深陷其中的人是一種解脫，“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病了，這我無法控制，不能怪我”。

由此，就需要看病吃藥了，抗抑郁藥物又被包裝成為高科技和先進醫療技術的成果成為日本國民延續生命的藥物，“抑郁癥”由此流行開來。當然，值得一提的是，二戰之后的日本基本上處于一種對于歐美的文化依附的狀態之中，對于西方的仰慕也間接對于吸收西方的先進醫學知識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或許每一個日本人的血脈里，都潛藏著一種憂郁的氣息，而西方醫藥科技將此氣質顯性化和病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