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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貿易戰發展為金融戰

我們已經看到，美國出現貿易逆差并導致全球經濟失衡，是全球經濟運行的常態，而且，調整失衡的過程也在不斷進行。在紛繁復雜的調整機制中，改變匯率制度及調整匯率水平，始終居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有學者以“武器”名之。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匯率作為“中心國家”對付他國之武器的事實，常常被一些裝扮為公理的精致理論包裹著。這些理論被那些中心國家高擎著，作為國際“公器”來號令天下，并據以對他國的國內政策評頭論足，甚至脅迫后者對其國內政策進行調整。因此，在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的背景下，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防止貿易戰演變成為以匯率戰為中心的金融戰。

2006年，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C. R. 亨寧出版了《匯率武器和宏觀經濟沖突》一書。該書明確指出：在全球化時代，各國之間的宏觀經濟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國家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便是關鍵。然而，事實證明，各國間政策協調常不可得，使用匯率武器進行金融戰，卻經常發生。

亨寧直接提出匯率武器這一概念，固然使得國際協調充滿了火藥味，但這種直面現實的做法，一針見血地揭示出國際政策協調的本質，較之“明里一把火，暗里一把刀”，至少還要有點江湖氣。

在亨寧看來，貨幣國策是指通過操控貨幣環境來影響其他國家政策的努力，這是二戰后全球經濟反復呈現的一個特征。在過去半個世紀里，美國利用歐洲和東亞國家的弱點，迫使其改變貨幣對美元的匯率，竭力迫使其政府和央行進行政策調整的事，是經常發生的。盡管“匯率武器”并不總是奏效，但是，它在貿易失衡調整的國際沖突中，一直都扮演著關鍵角色。

當經常賬戶失衡不可持續、各國之間出現經濟沖突時，一國一般可有三種選擇：其一，說服他國改變國內政策；其二，接受匯率的改變；其三，改變自身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現實中，選擇的偏好排序當然是從前到后，即最好的情況是讓別國調整自己的政策和經濟結構。我們看到，這正是美國一直奉行的戰略。進一步分析便可知曉：美國使用匯率武器的核心動力來自國內政治壓力，貿易政策和匯率武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常常是混合、交替使用的。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國際貨幣關系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每個周期從相對和諧開始，繼而進入失衡調整中的高度對抗，最終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進入新的相對和諧階段。如此周而復始。

亨寧把這樣的五十年分成五個周期，即：其一，19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其二，1978年波恩峰會解決世界再通脹沖突；其三，1980年中期的美日敵意和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其四，199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衰退和復蘇；其五，新世紀的糾紛。在每個周期中，美國政府總是壓迫歐洲、日本和其他國家政府或央行采取擴張舉措，而自己則主動實施美元貶值，享盡了所有的好處。

全球失衡的歷史和美國使用匯率武器的歷史完全重疊，這當然不是巧合。在這一系列事實背后演進的完整邏輯鏈條是：全球失衡引發經濟沖突，經濟沖突需要政策協調，協調過程受制于美元霸權，匯率是實現美元霸權的關鍵武器。

亨寧的研究有四個發人深省的結論：其一，美國利用匯率武器逼迫他國改變宏觀經濟政策，是不爭的事實；其二，匯率武器的不斷使用，提供了一種刺激，促使被施用的目標國家積極采取相應對策保護自己；其三，目標國家的對策逐漸改變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對美國使用匯率武器的范圍和效力構成一定的制約；其四，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美國將繼續使用匯率武器來實現“美國優先”，這將迫使歐洲、日本和中國錘煉自身的“貨幣國策”。

引入這段以匯率武器為核心的貨幣國策分析，是想指出：既然中美摩擦已經長期化、經?；?，為安全計，我們必須鍛煉自己的貨幣國策予以作應對。這顯然就對國內金融改革提出了更高，也更為緊迫的要求。

（本文根據李揚現場發言稿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