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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深化和勞動生產率提升，加上社會-政治氛圍的轉變，又進而促成勞動報酬的提升，扭轉了在1990年代末期之前的工資水平長期停滯不變的趨勢。這種變化，見于城鎮職工的平均實際工資增長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對照，在此之前是前者滯后于后者，在此之后則是相反（圖三）。

與此同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公布、以及各種抽樣調查的結果，城鎮職工之外的第二和第三產業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水平，在近年來同樣出現大幅度攀升的趨勢。

綜上所述，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包括在2008-2013年期間，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呈現出一個良好局面：產出和生產率、消費和投資、就業和工資，同時快速增長，而且都是前所未有的快速。這種局面與“新常態”的判斷可說是大相徑庭。

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模式”啟示

生產率和工資、投資和消費同時快速增長，這是1950-1970年代先進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的關鍵是一系列結構-體制條件促進了生產性投資的增長。

理論上，這個模式的結構動態可以分解為兩方面。在生產領域，它要求資本-勞動比率和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同方向和按比例增長）；在分配領域，它要求勞動生產率和工資率同步增長。

這兩項條件結合起來意味著，產出中的勞動份額和資本份額大致穩定，從而又意味著消費和產出的同步增長；最終結果就是保障了穩定的利潤率，而這正是持續的投資和產出增長的基礎，至少，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動力應該是遵從這種邏輯。

如果上述兩項條件無法滿足，那將會出現什么局面？在分配領域，工資增長快于生產率增長勢必導致利潤壓擠，相反的情況則勢必導致消費不足或過度積累。這兩者都將導致投資下降，其結果就是經濟增長放緩。

在生產領域，生產率提升是資本-勞動比率提升的必要條件，這除了要求盡量提高勞動強度之外，還要求盡量獲得技術進步和各種動態效率。除此之外，另一個體制上的必要條件，是必須排除資本逃避生產性投資的可能性，也就是必須嚴格防止經濟的金融化和投機化。

上述的結構動態因而也就有其相應的體制要求。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有“大企業”，這又進而需要有“大勞工”作為對消力量，以保證工資增長不致嚴重滯后于生產率增長，從而消費增長不致嚴重滯后于產出增長。在勞工力量相對薄弱的情況下，就需要作為福利國家的“大政府”登場；在技術進步投資成本過高的情況下，同樣需要“大政府”以各種方式（軍工綜合體、國有企業，等等）提供激勵。

這個結構-體制紐帶的存在，還不一定就能保證長期的持續經濟增長，和接近完全就業狀態，歸根究底，即使投資和消費增長得以保證，紐帶的合理性仍是取決于生產率持續提升的潛在力量。

理論上，這種潛在力量至少受到兩種條件的制約：一是上述的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的平衡，另一是技術-組織條件（所謂“技術”范式概念）。歷史上，“黃金時代模式”確實有過度投資、消費不足的傾向，在產品創新速度不足以抵消這種傾向的情況下，對外投資就成為重要出路。而技術-組織潛力的衰減，則是與體制的僵化相關聯，尤其是“大企業、大政府、大勞工”體制的官僚化削弱了生產率提升的潛力。

無論如何，“黃金時代”是引入注目的長期持續經濟增長和接近完全就業的歷史階段，盡管這或許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特例。過渡到新自由主義時代，上述這些條件都不復存在，經濟增長模式轉移到依賴一系列與全球化相關的結構-體制條件，簡言之就是金融化、新自由主義化。

中國走向“黃金時代模式”？

在中國，促進投資增長的關鍵體制因素，無疑是國家在經濟決策中的主導地位。中國的國家財政傾向于推動基礎設施投資，前沿技術或戰略性技術的研發也往往有賴于國家的推動和激勵，占據金融部門的主導地位的國家銀行，迄今也是支持生產性投資增長的關鍵因素。最重要者，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國經濟變革的結構動態中，國有企業占有特殊位置。

經過了多年的改革尤其是1990年代的“抓大放小”改制運動，今日仍在的國有企業絕大多數是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他們與相對而言規模較小、較為集中在勞動密集行業的非國有企業，形成了一個分工格局。

從而，國有企業的效率特性與資本深化增長路徑較為一致，以工業部門為例，國有企業相對于非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自改革年代開始就一直節節下降直到1998年的谷底，然后強勁回升，以至于從2006年起這個指標一直就超過了之前的最高水平（圖四）。

工業部門之外的情況也大致如是，在進入世界前五百強的近百家中國企業中，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這種情況顯然有悖于與“新常態”相關的第三個論題，即所謂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拖累了整體生產性部門。

促進生產性投資增長之外，自世紀之交以來，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決策也逐漸呈現出建設福利國家的跡象。在2003-2013年期間，一個以財政支出為基礎、覆蓋全國人口的基本醫療保健制度得以重建。為城鎮低收入階層提供可企及的住房保障，這是現階段最重要的社會福利，雖然仍是處于起步階段，畢竟也是列入了政府的議事日程（包括棚戶區改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