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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11月23日上午，作者在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演講稿修訂版，授權觀察者網發布。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論充斥輿論界的時候，再看盧荻的研究判斷相當“另類”。盧荻認為，1990年代末期以來包括在2008-2013年期間，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呈現出一個良好局面：產出和生產率、消費和投資、就業和工資，同時快速增長，而且都是前所未有的快速；中國經濟大有趨同于1950-1970年代先進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模式”的可能；然而，2008年以來的各種政策調整，卻嚴重削弱了這種走向。不同觀點供讀者諸君思考甄別。】

近年來，中國經濟備受金融-債務風險的困擾，集中表現在房地產市道和金融狀況的陰晴變幻，以及相應國家政策的把握不定。為此，國內外主流輿論所塑造和要求的經濟決策導向，是調整，也就是以“可接受的經濟增長率”為前提，依靠緊縮和市場化改革盡量消除風險。

這種導向的基礎是“新常態”概念，對這個概念的解說多種多樣，其中最簡單明了的是，斷言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動力已經嚴重減弱，不可能維持過去三十多年的增長速度。

據此，“新常態”概念認為，1998-2002年那種“透過公共投資維持增長，透過增長擺脫債務危機”的策略，既不現實，也不合理。（盡管這是全球各國政府所向往而沒有條件做的，而中國更具備條件，2008年甚至2014年的經濟狀況，尤其是財政金融狀況遠比1998年良好，更有實施這種策略的空間）。不僅如此，著重調整而非刺激的決策導向，還有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特定信念，即相信可以透過獲取“（市場化）改革紅利”來強化增長動力，至少是以此支持“可接受的經濟增長率”。

然而，如此解說的“新常態”概念，本身有多少現實性？在此基礎上制定決策導向，對于消除金融-債務風險和維持長期經濟增長，又有多少合理性？

金融風險源于金融部門本身缺陷

建立在這種“新常態”解說之上的決策導向，其相關第一個論題是：中國經濟的金融-債務風險，根源不在于經濟金融化和投機化，而是生產性部門本身的增長動力衰減（成本上升、低效率、產能過剩，等等），最終表現為利潤率下降。

倡導這個論題的，首先是國內外絕大多數的機構和評論者，其理論基礎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概念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并沒有結構視野，只有資本自由流動追逐高利潤的觀念，因而視金融投機活動的膨脹為自然和合理現象；如果這種膨脹演變為泡沫、風險、危機，那只不過是因為政府決策，和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違背了市場原則。

與此同時，在馬克思主義者之中，同樣也有這個論題的倡導者，大致上是依靠格羅斯曼傳統的理論，即產業部門的衰退導致金融化，從而得出同樣悲觀的推論。

然而中國現實好像并不是這樣。以工業作為生產性部門的代表，自上世紀末以來的十多年間，利潤率其實是趨于上升的，即使是在2008-2013年期間，經濟增長速度嚴重放緩了，也并沒有呈現工業利潤率嚴重下降的趨勢（圖一）。

由此可以推斷，當前的金融泡沫和風險，是源于金融部門本身的缺陷，不是源于生產性部門的衰退，前者甚至還透過經濟金融化趨勢負面影響了后者，表現為擠壓生產性投資的趨勢。

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勞動生產率在快速提升

建立在上述“新常態”解說之上的決策導向，其相關第二個論題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衰減，其首要根源是“人口紅利”的漸趨消失，也即勞動力增長的放緩（所謂“劉易斯拐點”的降臨，或“超剝削”已經到了極限）。

這個論題同樣顯得不符現實。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而非勞動力增長，是三十多年來尤其是自新世紀以來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

根據定義，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等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減全社會從業員人數增長率。在整個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是8.30%，這是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在世界范圍上極為矚目。

其中，1978-1992年期間是6.72%，1993-2013年期間則是9.30%，加速趨勢明顯；在后一段期間中，2003-2013年是9.73%，仍是繼續加速；即使是在經濟增長放緩的2008-2013年期間，也達到8.62%，仍是略高于整個改革年代的平均增長率（表一）。

概念上，勞動生產率提升，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推動因素。首先是源于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生產率水平較高的工業和服務業轉移，然而已有的研究普遍認為，這個因素的作用雖然重要，卻仍然有限，應該不超過40%；況且這也并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有賴于促成經濟結構變動、工業化的更深層動力，表現為長期持續的生產性投資的增長。

另一個可能因素，是延長人均勞動時間和提高勞動強度（所謂“低人權競爭優勢”或“超剝削”），不過這個因素的作用應是更加有限，畢竟長期來看，人無法逾越生理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