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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晚，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人文清華”講壇開講，介紹了人文學科的歷史形成及在當代面臨的五大挑戰。汪暉教授認為，全球化、區域化的進程讓人文學科的內容和分科都面臨新的調整；而經濟全球化并未把人類從宗教世界領域脫離出來；如今，人工智能、基因技術、生態科學等發展正對人類的存在方式產生影響，因此，要在學科分立的條件下，重新界定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關系；此外，數碼技術的發展也使得人文研究的領域和邊界發生了重要變化；最后，人文學科要如何合理分科，形成一個文化的和知識的新空間，這點需認真思考。以下為演講原文。】

各位同學，各位老師，晚上好！

今天霧霾很大。剛才主持的同學說，我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現在人和自然的關系已經走到了一個很緊張的氛圍里。如果我們讀一首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在唐朝，是寫雪的，帶點禪意；現在變成對霧霾的描寫，有點像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帶點現代主義的味道。我們說自然跟人的關系，比較多的談到自然的部分。我今天的話題實際是想探討一下人的問題，尤其是有關人的知識的生成，和今天面臨的挑戰。

要討論當代人文學科的挑戰，我們先需要討論一點它歷史形成的背景，當然我主要以中國為主。不過，現代人文學科是在整個世界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形成的，沒有辦法單獨地、從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單一內部去講，因此還是會涉及其他各個領域的狀況。

我討論的人文學科的歷史形成，包含了四個重要的前提。我先從這些歷史前提的形成開始，說明我的問題。

第一部分，涉及到現代的人文知識和傳統的宗教知識，或帶神圣性的經學的知識，之間的關系。因為人文知識既是從宗教或經學內部發展出來的、又是脫離它產生出來的現代知識。

第二，在現代歷史中，人文學科實際是在與近代自然科學的知識關聯和對它的掙脫當中產生出來的。一開始人文學科是要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去探討人的世界，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又開始脫離自然科學的方法，尋找人文學科自身的、自主性的獨特地位。

第三個我想要探討的是人文學科跟東西方的文化，或所謂的近代文明沖突之間的關系。我們現代的大學和它的知識譜系，很大程度上是從西方模式發展出來的。所以，知識的問題是與東西文化之間關系的問題密切相隨的，這個知識聯系著現代國家的形成，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民族國家或者現代國家的形成，一個關于自己的民族和關于自己國家的歷史以及它的思想知識被構造出來了。

第四個前提，是人文學科知識的形成跟文化運動，以及一個所謂新的知識階層的出現，它的關系是什么。

我要沿著這四個問題先展開歷史脈絡，之后我沿著這個脈絡再來討論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問題。

現在討論第一個問題。現代人文學科在歐洲是在神學、或者在中國是在經學逐漸失去它的支配地位和神圣性的過程中形成的。從總體上來說，現代的人文學科是一個后神學、后經學的價值，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世俗的人的價值。所以，現代人文學科跟啟蒙運動有非常深的關系，與歐洲的歷史有非常深的關系。

我講一個小故事。2001年的時候，也就是9.11爆發的前兩天，我當時還在參與編輯一份雜志叫《讀書》，當時我們邀請了一個法國的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到北京來跟中國知識界做一個交流。德里達現在已經過世了，那次他到《讀書》的講題就是大學和人文學科。德里達早晨飛機到了北京以后，去旅館放下包就出來了。

他做了兩件事，首先是一位朋友帶他到天安門廣場，因為德里達是歐洲上世紀60年代的一代人，對中國抱有某種想象，所以他到了天安門廣場，到處拍照片。他拍到毛主席紀念堂，照相機突然壞了，拍不出來，他發表了一個非常哲學家式的評論，他說：“毛主席真厲害，什么東西到了他這兒都是否定的。”他說的是negativity，否定的。“否定”的意思，就是追問、質詢、懷疑、批判的意思，這是德里達的敘述。

他離開天安門廣場以后，朋友又帶他到了北海公園。上午有一些老人在那，有的唱歌，有的在地上用墩布寫字，寫的大概像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這樣的詩句。他看著非常好奇，這樣的書寫方式非常特別，用水在地上、在石頭上寫，寫完就消失了。德里達是一個解構主義的大師，所以我說，他看到的一個為了消失的寫作，而不是為了要銘刻下來的寫作。那個寫字的老太太看他很好奇，就邀請他去寫，手把手地讓他用水在地上“走”。

后來他到《讀書》雜志，告訴我他的故事，就是這兩件事，一個是關于現代中國質疑的傳統，質詢，什么東西都要問“怎么回事”，有一種批判的眼光；另一個是人文的修養和文化，書寫、詩歌一直延伸到民間習俗和文化里的傳統，這兩個東西給他非常深的印象。

德里達跟我們座談的時候提到人文學科和大學，說了這么一段話，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說：“大學是和一般所謂國家、市場或其他機制所確定的場所不一樣的。大學是一個能夠原則上獨立地、無條件地提出真理、人的本質、人的形態和他的歷史等等問題的地方，也就是能夠無條件質詢的地方。我們要追求真理，也要質詢真理，大學擁有無條件質詢的傳統。”

他說這個傳統實際上是在探討真理問題的時候，從中世紀神學內部的懷疑精神當中生發出來的。這就是現代哲學和傳統神學之間糾纏和對立的關系：哲學既是從神學里面出來的，又發展出新的知識。所以，現代大學質詢的傳統，在這個意義上并不僅僅是我們今天說的單獨的人文學科，而貫穿在所有的知識領域里面，可以說是一種人文的精神。這個精神在很多的思想家、教育家看來，就是大學的靈魂。

一個大學如果沒有人文教育、沒有人文精神就不成為真正的大學，只是一個在20世紀20年代爭論當中所說的“知識的販賣所”。大學是有靈魂的，所以要培養人，要能夠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的，是這樣一個獨特的場域。但是同時，大學提出的又不是一般倫理性的要求，而是對真正知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