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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讀到哥白尼在他著作扉頁上寫的兩行字，有人說是孔子的話的翻譯。這兩行字用英文來說叫做” To know that what you know what you know, to know that what you do not know what you do not know，that is true knowledge”，有人說這用中文來說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這是不是真正的翻譯，我不知道。但我在讀到這兩個句子的時候，還是感覺到有某種區別。孔子所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既有知識的問題，更多的是關于德性、道德、誠實，人對知識的狀態、對知識的態度問題。哥白尼這個句子如果是翻譯的話，似乎更多是挑戰知識的邊界：你所知道的只是你知道的，你并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因此激發人去不斷地挑戰知識的邊界，追問知識的邊界。傳統的神學世界觀，就是在這樣的追問當中逐漸出現了危機，這是現代人文學科的出現。

那次我們在《讀書》雜志座談以后，之后聊天，德里達教授問我，中國大學的產生和中國傳統的儒學之間有什么關系？因為他的想象是歐洲基督教和現代人文知識的關系，因此他會問我這樣的問題。

我們中國當然有非常豐富的人文傳統，我們的諸子百家，齊國的稷下學宮，里面有自由的辯論，互相的爭執，豐富的學術探討。

漢武帝時建立太學，立五經博士，其中也包含其他的知識、對經學的再探討。中國一直有很長的傳統。我們在唐代以后越來越興盛的寺院佛學，本身就是很多論辯和研習經典、追問真理的場域。玄奘去印度取經，他在那爛陀參與了辯論，那爛陀被認為是印度歷史上最早的大學，始于5世紀。我們說中國的稷下學宮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學，實際的狀況怎么樣現在已經不知道了，但這是非常豐富的傳統。從隋代建立、到宋代逐漸成型、到明清之際發展得非常成熟的科舉制度，也是關于經典閱讀、教育和考試的一套制度。當然科舉的目的是選拔人才，是選官的制度，和現在的大學不一樣。但是這些制度的不同要素的確也滲透在現代的教育體系當中。

這些是我們人文的傳統，我們現在還能夠從中汲取很多的營養，我們還要去反顧。但是這些知識在當時并不是我們所說的人文學科。這些學校、書院也并不是現代的大學。

一般而言，中國的現代大學是很晚起的，相比歐洲的大學類型而言更晚。

我們最早的大學，可以說是洋務運動的產物，1881年8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請成立了北洋水師學堂。嚴復，后來也是京師大學堂的、也即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任總教習。北洋水師學堂一個重要的特點，我們從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來，是有軍事的目的。它的課程里面，每周除了學習中文的經籍，英文是主科，因為要學習國外的知識。課程包括地理、代數、幾何、水學、熱學、天文學、氣候學、繪圖、測量、槍炮操演、魚雷、機械、儀器使用等等。

換句話說，就這個起源而言，跟歐洲從所謂啟蒙運動、從神學世界觀內部發展出來的（大學），是非常不一樣的。它是對現代軍事技術、富國強兵需求的產物。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第一步不是直接從傳統里演化出來的。雖然它的很多要素是從傳統來的，與傳統有聯系，但是它的主干、動機和目的，已經在富國強兵的構架下。

以后在戊戌變法時期，1898年建立的京師大學堂，也就是北京大學，它的宗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并用，觀其會通。這個時候形成了普通學科、專門學科，然后又有了不同的七個科目，十三個學門。在七個科目里面包括了經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十三個學門，詩經、周禮、春秋、左傳、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政治、法律、銀行、保險、農學、地質、化學、土木、礦冶。

我們大致知道，在這個時期形成了相對比較混雜的、眉目不是特別清晰的學科分類的制度。經科、文科這些，大致可以劃到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文學科的范圍里，但在當時并沒有簡單的三大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這樣明確的分類。大學改革很重要的一個推進作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由北京大學開始了新的改革。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到一點，現代中國的大學是救亡圖存的產物，軍事、工業、政治是大學得以產生非常重要的動力，這和早期歐洲從神學內部進行所謂無條件追問的傳統之間有一定的差異。并不是說歐洲的大學不適應他們自己的變化，因為大學后來提供的軍事技術、科學技術全世界都用，但最早的發源有所差別。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的文化運動，我更傾向于用五四的文化運動來概括當時不同派別的思想。他們展開的這場文化辯論，追問各種各樣非常真實的社會、政治、科學技術、各方面的問題。這樣一種精神，這場文化的辯論和文化的運動，的確體現了一種“無條件質問”的精神，是一種真正的自由思想、自由思考，發布自己創造性見地的時期。

但這個時期也有另外一個特點，它是在強烈的救亡圖存背景下所產生的一個文化運動，這個運動表達出的是跟傳統的斷裂，強烈的反傳統傾向。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新知，跟原有的以經學為中心的文史知識之間也發生了重要的斷裂，這點我會稍后再來討論。

當代的人文學科，我簡單地概述一下，我覺得產生于兩個“脫離”。第一，清華大學的人文學科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才重新建立起來的。在那之前，嚴格來說，人文學科作為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屬于中國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它沒有很獨立地形成一個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分野，兩者間實際上是不清晰的。

第二，我們也知道從1977、1978年開始，中國恢復了高考，這個新的考試制度是對文革時期另外一套工農兵學員制度的否定。這個否定似乎又有點像前文革時期、甚至傳統的某一種考試制度的回歸。所以，一方面跟舊的脫離，一方面又跟舊的連接，人文學科跟現代大學的命運一樣，它是一個新的東西，但是里面不斷地滲透了歷史的淵源和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