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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西將領導權問題歸結為社會集團領導作用的兩種形式，即“統治”的形式與“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政黨通過體現人民的意志而奪取領導權，也通過奪取領導權來體現人民的意志。但是，先進政黨在奪取“精神和道德領導”亦即文化領導權的過程同時伴隨著政黨內部通過激烈理論斗爭以重新確立自身的目標、綱領和戰略的過程，革命領袖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涌現，并起著重塑政黨的政治作用。

在工人運動、階級性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衰落的背景下，重新探討革命者人格（尤其是革命領袖的人格）在20世紀政治中的作用，對于推動當代世界的重新政治化而言，不是沒有意義。在中國革命中，最為經典的例子便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的誕生和《論持久戰》、《矛盾論》和《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論著的發表。然而，在21世紀，由于全球和區域的條件不同，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早期經驗已經難以重復。

2008-2009年間，我曾有機會深入尼泊爾和委內瑞拉的營地和鄉村做些調查，不由得對這兩個由左翼執政的國家及其政治運動進行對比：尼共（毛）擁有十年人民戰爭的經驗和相對成熟的政黨，這是查韋斯所沒有的。

他的政黨只是為了適應選舉而匆忙組織的機器，其中混雜著各種各樣的人物，包括前政府中為保留其官位而加入新政黨的人物；但相對于他的政黨，查韋斯卻是一個有理論視野和戰略戰術的政治家和魅力領袖，他通過與民眾的直接互動越過官僚政黨的藩籬，力圖在石油國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維持其政治的激進性。查韋斯政治的脆弱性源于其政黨的脆弱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于魅力領袖的過度依賴。

與之相比，進入議會斗爭時期的尼共（毛）是經過“十年人民戰爭”鍛煉的政治組織，擁有雄厚的民眾基礎、干部隊伍、組織結構和軍事力量，但這一較為成熟的政黨卻未能涌現富于遠見、立場堅定、戰術靈活的領袖人物，也沒有發展出成熟的關于當代世界和尼泊爾現實的理論和戰略。在議會政治的框架下，激進政黨逐漸失去了群眾基礎，其領導人物無力通過與民眾的互動重構人民政治，從而必然導致政治斗爭的失敗。

尼泊爾的歷史條件與委內瑞拉不同，前者地處南亞，深受印度教影響，種姓制度和地主土地制度限制著整個國家的發展；后者地處南美，深受殖民地經濟及其遺產的制約，石油產業控制在買辦階級的手中，地主莊園擁有大部分土地，種植業單調地集中在咖啡生產上，幾乎沒有真正的農業。在過去十余年中，兩國局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透過尼泊爾與委內瑞拉的不同經驗，從一種比較視野觀察成熟的政治領導權的形成條件，我似乎從領袖、政黨、人民的三者關系中也看到了1960-1970年代中國政治危機的某些癥候：

政黨與國家連體，逐漸從一種大眾性運動的領導者蛻變為官僚體制的統治者和管理者，為了維持政黨與群眾的有機聯系，毛澤東訴諸個人的威望，號召群眾對黨-國體制開戰，個人威望在群眾運動中達到高潮，卻未能形成領袖-政黨-人民之間的張力與互動，三者之間的關系也不再是有機的，其結果是國家邏輯取得支配地位，政黨通過進一步融入或直接轉化為國家機制，延續革命時代的組織動員力量。

中國在緊急狀態中呈現的超強動員力和組織力與這一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但作為這一動員力和組織力源頭的政黨與其說是葛蘭西所說的“現代君主”，不如說是國家的組織和動員機制。半個世紀以降，圍繞“文化大革命”為何失敗產生了持續不斷的爭論，其核心癥結正是領袖、政黨與人民三者之間的張力關系陷于破裂。這一關系的破裂也是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垮臺或轉型的動因。

在動筆寫下這篇紀念列寧的文字之初，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有關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和薄弱環節的理論。這個理論為20世紀中國革命提供了方向。然而，稍作重新閱讀，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能不被他身上凝聚起來的、屬于他的時代的一種獨特的人格類型即革命者人格所吸引。在漫長的中國革命中，列寧形象建立在兩個方面，即革命者人格和對東方革命的理解，而這兩個方面是相互關聯的。

如何理解革命者人格？托洛茨基在談及查蘇利奇的道德力量時說：“革命者”這個概念對她具有超越階級內容的獨立意義。他舉例說，有一次與查蘇利奇談及“資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用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的提法，但查蘇利奇遺憾地否定道：“這不對，”又帶著傷心的口吻提出：“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就是革命者。”她又補充說：“當然，可以稱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如果把所有沒有地方擺的人都列入小資產階級的話。”［7］

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獨特力量，在社會條件、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的狀況下，能夠以巨大的能量推動革命的進程。在這個意義上，“革命者就是革命者。”1926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大釗在列寧逝世兩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說，將列寧與孫文作為中國革命的兩位革命領袖放在一起，他首先提及的也是革命者人格：

因列寧先生想到中山先生，我們就可以比較的看他們。中山先生的人格偉大，無論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敵，都沒有不承認的。列寧的人格偉大，也無論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敵，都沒有不承認的；在俄國的人民非共產者，他們往往反對共產，卻對于列寧個人非常崇拜。他們的革命精神，兩人也有相同之點：列寧遇到反動不灰心不失望，中山先生親自說過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東京的時候，手下人人灰心，先生以為革命黨人并沒有損失，不必灰心，再干好了！這樣，列寧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們應該服膺這種精神！［8］

李大釗以為列寧和孫文的第一個共同之處是：他們的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超出階級利益范疇的能量，不僅獲得其朋友和信徒的承認，而且也迫使其仇敵也承認其力量。他們的另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是從不懼怕失敗的永遠的革命者。

這一觀察與魯迅的觀點相互呼應。1926年3月12日，魯迅在北京《國民新報》發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他說：

記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后，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又說:

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都是革命。［9］

革命者是一個“全體”，無論做什么，“全都是革命”。這個觀點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對革命藝術的看法完全一致，魯迅將托洛茨基的觀點概括為“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識一貫著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為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因此，要創造革命藝術，首先必須成為革命人；要推動革命，自然也先得有革命人。孫文就是這樣的革命人：“他終于永遠帶領著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進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