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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革命者與“勝利的哲學”

沮喪和憂郁伴隨每一次挫敗和希望的失落。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感傷的觀察者以失敗作為起點回望20世紀時，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那些與世紀的意識同時誕生、發展和轉化的關于失敗與勝利的全新理解？

列寧逝世的時候，蘇聯還是一個襁褓中的孩子，作為一個革命行動者，他的一系列政策轉變也是在失敗與勝利—尤其是失敗—的交替中發生的。

“如果我們從列寧的很多戰略教導中應該特別牢記點什么的話，那就是他所稱之為重大轉變政策的東西：今天到街壘去，而明天則到第三屆國家杜馬的畜圈里去，今天剛號召完世界革命即世界十月革命，而明天則去同屈爾曼和切爾寧談判，簽訂屈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33］

“如果從西方響起了警報，——而它是一定會響起的，——那么即使我們那時仍將埋頭于計算、平衡和新經濟政策，我們也會毫不動搖地和毫不遲疑地回答：我們是徹底的革命者，我們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永遠如此。（暴風雨般的掌聲，全體起立鼓掌。）”［34］

中國革命發展了對于失敗與勝利的豐富思考，這些思考也從革命進程內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因此，離開中國革命的內在視野也就難以把握失敗與勝利之間的辯證關系。魯迅的“反抗絕望的文學”與毛澤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勝利的哲學”是兩個內在于中國革命進程的有關希望與絕望、失敗與勝利的文學/哲學解釋，也是兩種革命者的人格類型和他們的“政治哲學”。

在我看來，“勝利的哲學”是一種將自身全盤地融入集體斗爭而產生的歷史思考，亦即革命主體的戰略思考，犧牲和悲劇被置于制勝的行動綱領中加以處理，從而徹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學和思想領域中的那種寂寞、無聊、頹唐或無可措手的困頓之感等要素。“勝利的哲學”植根于集團斗爭的殘酷而悲壯的歷史，也體現為在失敗境遇中尋找轉向勝利的戰略考量。失敗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勝利的哲學”的邏輯起點。從失敗開始，意味著在困境中重新識別“薄弱環節”、尋求克敵制勝的戰略和策略、進而在創造新的形勢的過程中重建敵我關系的進程。這一進程實際上正是重建自我或主體的過程。

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等文本標志著“勝利的哲學”的誕生，它為后來文學家們描述革命過程的曲折和困境提供了一種“從勝利走向勝利”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樂觀主義脈絡。1949年8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回顧了1840年以來的歷史，以一種不容辯駁的方式論述道：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35］

從再造主體的角度說，這一斗爭、失敗直至勝利的進程不僅是人民的邏輯，而且也是創造作為革命主體的人民的進程。鴉片戰爭以降的抵抗斗爭并非由同一群人完成，在歷次反抗的主體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差異，但斗爭－失敗－斗爭的邏輯將他們建構為日益成熟和強大的、從斗爭和失敗中走向勝利的“人民”。因此，“勝利的哲學”是以貫徹人民及其意志為宗旨的。

衡量失敗的真正尺度不是失敗自身，而是斗爭的邏輯是否繼續存在。魯迅將孫文界定為“永遠的革命者”—所謂“永遠的革命者”也就是用持續的失敗來界定的革命者，“勝利”不是作為一個最終的結果，而是作為不被失敗擊垮、持續奮斗的進程呈現自身的。［36］“勝利的哲學”所以是樂觀的，是因為它始終與對困境的辯證理解聯系在一起，始終與基于這種理解的戰略性行動聯系在一起。勝利不在抽象的未來，不在抽象的烏托邦主義，而恰恰在對敵我力量對比的辯證分析及具體實踐之中。“勝利的哲學”是行動的哲學，但不是唯意志主義。恰恰相反，它將求勝的意志與對形勢――尤其是敵我力量對比――的分析置于矛盾的對抗和轉化之中，并積極地介入這種對抗和轉化。

魯迅的“反抗絕望的文學”拒絕樂觀主義的世界觀，卻并不反對集體性的斗爭；它從不將希望置于主觀的范疇內，而試圖在寬廣世界中探索通向未來的道路。“反抗絕望的文學”與“樂觀的文學”有著鮮明的區別，卻與“勝利的哲學”有某些相通之處。

中國革命的“勝利的哲學”最初誕生在艱辛和血泊之中，產生于對十分不利于革命勢力的失敗處境的分析。鄉村，而不是城市，邊區，而不是中心，成為革命戰略得以展開的地方，但這一新空間的界定正來源于失敗的局勢和敵我力量的懸殊。勝利的邏輯存在于持續的行動、探索和斗爭，從而不同于盲目的樂觀或玄想的希望。

“勝利的哲學”的蛻變，即從“勝利的哲學”轉化為各式各樣的“樂觀的文學”，恰恰就在放棄了對于這種十分不利的失敗處境的分析，從而也放棄了真正戰略性和具體策略性的思考。一旦放棄了這樣的思考，行動便可能失去方向，轉而將希望寄托在勝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來之上，其結果是通過用“虛妄”埋葬“希望”來確證“絕望”的真理性，從而阻斷了“反抗絕望”所包含的未來的維度。這不是勝利的邏輯，而是盲動的邏輯，也極易變成“轉向”的邏輯，后者是用絕望替代反抗絕望的后果。“希望的文學”、“樂觀的文學”是幻想的，而“反抗絕望的文學”、“勝利的哲學”是行動的。

革命者體現的正是“反抗絕望”與“走向勝利”論題的人格化，他們的確類似于“神話人物”（也因此一再以被污名化的方式打入“凡間”），但容我模仿葛蘭西的語調說，“神話”最充分的表現形式并非作為集體意志組織的政黨或其領導者，而是標志著集體意志已經在起作用的、組織力量的實際行動的推動者。這樣的人格類型只能在行動中誕生，即便在無望的境地里，也能啟發人們在自己的腳下點點滴滴、不屈不撓地發掘未來，進而促進運動的政治成熟。

列寧在1901-1902年寫作的《怎么辦？》正是“勝利的哲學”的典范：在不利的形勢中，深入分析時代的特點、當前任務與根本目標之間的關系，通過理論研究和策略辯論，促進整個斗爭的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的相互配合，將階段性任務與最終目標辯證地統一在具體的戰略策略分析之中。

“怎么辦？”是制定行動綱領并朝向勝利的命題。在后革命的和后政黨的時代，重新提出作為20世紀的政治遺產之一的革命者人格問題，絕不是為了倡導個人崇拜或個人作用，而是為政治創新和行動提供靈感和激勵—在以政黨政治為中心的政治體制陷入普遍危機的時代，不僅在國家范圍內，而且也在世界范圍內，從現實中已經存在的各種新因素、新條件中不斷地提出“怎么辦？”的問題，逼迫我們具體地探索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可能性，不正是這個偉大遺產給我們的啟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