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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如果誰說蒙古國堅定奉行“永久中立”的原則，恐怕自己都無法說服自己。蒙古自顏色革命以來，其外交基本盤就是在中俄兩國間一碗水端平的前提下，竭盡全力迎合西方世界和西方價值觀，而蒙古文字的拉丁化改革，也正是基于這個大背景之下的。就如蒙古著名作家圖德布，曾經在《蒙古—拉丁·拉丁—蒙古簡明字典》的序言中寫道：“拉丁語是歐洲文明之父，掌握了拉丁字母，就等于打開了與世界溝通的大門。”

說完了政治層面的“去蘇聯化”運動，我們再來談談文化層面上的改革。蘇聯“統治”蒙古時期，為了牢牢控制人心，為日后可能的兼并做準備，對蒙古的本土民族文化進行了徹底的顛覆，完全按照斯拉夫式的生活方式改造蒙古社會。蒙古人吃的是西餐，穿的是西服，說的是“俄語”，過的是西方的節日，而傳統的宗教、節日、習俗和偶像崇拜，當然還有傳統老蒙文，統統成為禁忌。

蘇聯解體后，政治上的獨立伴隨著思想的覺醒，民族主義浪潮席卷蒙古，被扼殺了60余年的傳統文化開始逐漸被重新搬到了臺前。最重要的是蒙古傳統歷法新年——白月節，在70年后得以重新進入蒙古人民的生活中。蒙古長久以來的佛教信仰也回歸人們的內心世界中，1990年5月，蒙古信徒聯合會成立，這是宗教組織在蒙古恢復活動的標志事件。

曾有一項有趣的統計顯示，20世紀70-80年代，蒙古曾進行了全國第一次國民信仰狀況普查，結果顯示80%-85%的受訪者無宗教信仰；不過就在1994年進行的全國第二次國民信仰狀況普查中，宣稱有宗教信仰者竟一躍達到了73%，足以見其宗教復興程度之大。還有就是政府批準開始修復蒙古國境內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產額爾德尼召，額爾德尼召坐落于舊蒙古帝國的中心哈拉和林，是少數未被蘇聯和極左勢力徹底破壞的寺廟之一（原因大概是保留以供蘇聯學者進行歷史研究），在蒙古乃至整個藏傳佛教世界中占有著極高的地位。

另外一項重要的工作便是恢復過去被蘇聯禁止的成吉思汗崇拜。隨著境內的列寧和斯大林的雕像被紛紛拆除，一尊尊成吉思汗的雕像在全國范圍內廣泛樹立。以成吉思汗來命名的地址也紛紛涌現。例如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的中心，“蘇赫巴托爾廣場”在2013年被改名為“成吉思汗廣場”， 國家宮（大呼拉爾所在地）前的蘇赫巴托爾墓和喬巴山墓也均被拆除，替代者則是重新豎起的成吉思汗雕像雕像上的文字均為老蒙文。

位于烏蘭巴托市郊巨大的成吉思汗騎馬雕像也于2008年建成，至今仍舊是世界上最高的成吉思汗騎馬像，也是赴蒙古旅行者的標志性目的地。

成吉思汗騎馬像，充當雕像基座的則是一個小型展覽館，其建筑由36跟圓柱支撐著，寓意蒙古36個部落汗王。成吉思汗雕像則由250噸鋼鐵鑄成，游客在參觀展覽館的同時還可以進入雕像內部，登上馬頭頂上的觀光平臺，放眼一望無際的草原。

在擺脫奴役，追求民族解放的過程中，恢復傳統文化是蒙古國近30年不懈努力的目標，而語言文字作為承載文化的載體，勢必成為整個民族主義改革浪潮中的重中之重。老蒙文作為蒙古民族的歷史創造，不僅在保留傳承蒙古民族文化上有著現實作用，在重塑發揚蒙古的草原民族精神上也占有著特殊的地位。

綜上可見，蒙古自近代百余年以來，其官方書寫文字經歷了從老蒙文-拉丁式蒙文-西里爾蒙文的嬗變，而在蘇聯解體后，多次宣布摒棄西里爾蒙文的同時，在新文字的采選上，也經歷且正在經歷著拉丁式蒙文和老蒙文的反復拉鋸，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不僅僅是歷史因素的操縱和影響，同時也是當下蒙古國的國家戰略抉擇和大國和超級大國之間的相互角力。

2019年9月3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蒙古國。身著傳統服飾的儀仗隊，和人民蒙古時期的蘇式軍裝有較大差別（新華社）

正如本文開篇列舉的今年一些列新聞來看，在老蒙文回歸之路上，仍然盤踞著兩只攔路虎，其一就是代表著“向往西方之心”的拉丁式蒙文，另一個當然就是語言的慣性，傳承幾代人的西里爾蒙文注定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失殆盡，至于剛剛出臺的政策能否保持一個長久的時效性，或許我們還要持一個保守的觀望態度。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隨著蘇聯-俄國勢力在蒙古的徹底失勢后，在政治和文化雙重“去蘇聯化”浪潮中，最終廢除官方使用了近70年的俄式西里爾蒙文注定勢在必行，在可見的未來，西里爾蒙文退出歷史的舞臺也是蓋棺定論之事。

如果說拉丁式蒙文代表著蒙古希望擺脫地緣政治的束縛，融入西方世界的心態，那么老蒙文則代表著蒙古希望回歸民族，回歸傳統，同歷史“和解”的心態，兩種心態的相互激蕩也側面反映著蒙古在國際局勢現狀中的希冀和妥協。誠然，蒙古今年以來的外交活動帶有明顯親西方特性，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大國，究竟能否真正做到“第三鄰國”，還有待觀察。存在于中俄夾縫中的蒙古，有這么一句諺語，大意是“中俄兩個鄰居是老天給的，想搬也搬不走”，也體現了蒙古人對于中俄的態度。

蒙古的大宗商品想要運送出國，都必須途徑中俄兩國的港口城市，而中國也早已接棒俄羅斯，連續多年成為蒙古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家；而大陸彼端和大洋彼岸的西方國家，面對中俄兩國的軍事實力，想隨心所欲地展開越頂外交也并非易事，和蒙古互送秋波多年的美國，也僅在去年才將蒙古升格為其戰略伙伴關系。在這種情勢下，暫時放棄“自由主義”，轉向“民族主義”，或許也是一條不錯的前路。

可以看出，90年代以來的蒙古面臨著恢復傳統和與西方接軌的雙重“任務”，這兩個任務看似矛盾，卻都服務于“告別過去，面向未來”的最高目的。而與之伴隨的蒙古文傳統化還是拉丁化的爭論，則反映出了文字在兩個任務之間的搖擺。這不僅是民族主義在蒙古進一步復興的表現，也能夠看出蒙古在經歷過90年代的快速西化，領略過21世紀以來國際力量的此消彼長之后對于自身前途與未來的新一輪思考。而老蒙文和拉丁式蒙文，以及其背后囊括的民族情感、國家戰略和國際大勢，究竟哪一方能夠贏得這場漫長的文字競賽，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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