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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雁默】

江湖盛傳，中美博弈是王道與霸道的對決，表面看確實狀似如此，但這樣粗疏的認知準確嗎？會不會讓我們誤以為“萬事忍讓即王道，打不還手是高招”？

誤解王道，窄化王道，言必稱王道，對王道思想只會有害而無益。

歷史學者汪榮祖最近出了新書，談現(xiàn)代強權(quán)博弈。汪接受媒體專訪時直言，美國不了解中國的王道，其愛談的“修昔底德陷阱”是霸道對霸道的對抗，因此總會落入冷戰(zhàn)思維陷阱，而中國學者排斥這樣的零和思維，因為根據(jù)我們的王道思想，霸道是條死路。

汪榮祖百分百支持王道，但也不忘提醒——如果完全按照王道的理想，對方攻擊得很厲害，只知防守的話肯定會吃虧的……或許正因為這樣的觀察，對于王道與霸道之爭誰勝誰負，汪榮祖語帶保留，不做結(jié)論。

任誰都看得出秉持王道戰(zhàn)略的中方，處于處處防守的狀態(tài)，令支持王道信念的人不免有點憂心。而憂心過度，就會對信念產(chǎn)生動搖，甚至否定王道的現(xiàn)實效力。

中國的千古難題之一，即“王道究竟有沒有現(xiàn)實意義”，更精確地說，王道能否適應(yīng)亂世？具體舉例如——行王道，如何解決“臺灣問題國際化”？

必須說，王道在天下太平的時候是管用的，從某種角度看，全球化即“王道”，因為全球化意味著“共好”愿景，共好就是你好我也好，理想就是大家一起好，貼合王道“利他即利我”的理想主義。

從這個角度看，實現(xiàn)全球化的主力是美國，但美國鞏固全球化的策略卻是霸道的。全球化雖然理想，然而，“全球化由誰主導”卻是現(xiàn)實問題，這就得以霸道解決，如果不能解決，就搞半球化陣營對抗。

全球化是王道，但實現(xiàn)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卻是霸道。換言之，在美方思維里，實現(xiàn)“共好”的前提是“我好”。

當前的中美處境是“中好美不好”，而且美方還將自己不好的原因歸咎于中方，那么中方持續(xù)向美方喊話“共好”，就會被當成不安好心，甚至，將中方尋求共好的姿態(tài)視為自己的“戰(zhàn)略空間”，認為中方投鼠忌器，因此可以放心攻擊，恣意踐踏雙邊關(guān)系。

因此，不要懷疑美方欲實現(xiàn)“我好你不好”的強烈意愿。中方反復強調(diào)“共好”，應(yīng)該意在爭取全球話語權(quán)，而不是意在感化美國。

美國在全球行霸道之術(shù)

王道是“強對弱”、“上對下”的方法論

臺灣有個鮮為人知的知識團體，于2018年發(fā)表了以“東方儒家王道思想”為價值體系的評定指標（WDSI），并對各國進行排名。答案令人意外，最符合王道治理理念的是瑞典、挪威與丹麥北歐三國，而臺灣是第36名，中國大陸第40名，美國35，日本16，韓國28。

這一結(jié)果或許出人意料，卻與聯(lián)合國“永續(xù)發(fā)展目標”（SDGI）的相似度極高。此外，該知識團體的發(fā)起人是臺“前行政院長”劉兆玄，以及已故的朱云漢等傾心于中國思想，并對西方價值體系深表懷疑的知識分子，他們可不是什么白左，或白右。

以“共好”作為王道的現(xiàn)代性解釋，就是出于這個團體。他們總結(jié)道，北歐三國之所以名列前茅，是因為他們實施“社會主義”，平衡了經(jīng)濟發(fā)展與分配正義。

然而，在俄烏沖突后，北歐的“王道國家”瑞典與芬蘭都急于加入象征霸道的北約，而挪威還是北約的創(chuàng)始成員。

如果生搬硬套孟子對王道的解釋，其路徑是，對內(nèi)施行王道才能自強，自強方能御外侮。但現(xiàn)實是，北歐三國人口加起來約與臺灣相當，再怎么自強都會頂?shù)浆F(xiàn)實天花板，如何能靠自己抵御俄羅斯？尤其，俄羅斯從來不行王道，北歐沒有信心以小國之姿，要求大國以王道共處。

講到這里，我們對王道應(yīng)該持有的正確認識是——王道講的是“強者對弱者”的姿態(tài)，談的是“上對下”的方法論，而不是反過來。

對內(nèi)，政府是強者，人民是弱者；對外，大國是強者，小國是弱者。所以北歐三國政府可以對內(nèi)施行王道，但對外，“單行王道”是行不通的。

在全球化的各層面中，論金融，美國是強者，中國是弱者，但論貨貿(mào)，中國是強者，美國是弱者。當強者不以王道對待弱者，那么弱者的因應(yīng)之道，只有選擇“霸道脫鉤”，中國在金融層面想去美元化，美國在貨貿(mào)層面想去自由化，不是嗎？

理論上，中方若想維持全球化共好，就得加速去美元化，加速到美國受不了，不得不在貨貿(mào)層面讓步，不得不將保護主義減速，以求恐怖平衡。而無論怎么看，這樣的對決方法都不是王道，但這就是現(xiàn)實。

王道即“共好”，相對地，霸道即“我好”，現(xiàn)實就是沒“我好”就沒“共好”，而孟子思想之原意也在于此。打鐵總得自身硬，只是此方法論在亂世緩不濟急，需要特別條例補強。

儒學從來都是“適應(yīng)當代”的學問

沒有例外，任何政治思想都得適應(yīng)當代，尤其當前我們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適應(yīng)亂世之思想，絕不能流于刻板。

事實上，儒學從來都是“適應(yīng)當代”的學問，兩千多年來不斷調(diào)整。如果我們想復興儒家文化，首先得問：要復興哪一個朝代的儒學？先秦的？兩漢的？宋明的？還是清代的？各時代的儒學，都是融入當代流行思潮的學問，差異可謂極大。

儒學思想變化最大、也最關(guān)鍵的時期，是漢武帝時代。在歷經(jīng)了焚書坑儒、與黃老道爭勝的秦與漢初時代之后，董仲舒徹悟，直白講王道形同于自我毀滅，儒者若想存活，就得融入時興的思想，所以改講“天道”。

天道其實是“拐彎抹角的王道”，對儒者而言，要最大程度實現(xiàn)“民貴君輕”，唯有在君王頭上懸把刀，即“天意”。當時詮釋天意的是陰陽學，董仲舒聰明地將此話語權(quán)轉(zhuǎn)移到儒家圍籬中，等朝廷尊儒了，天意的解釋權(quán)就都落在儒臣手上，用以限制君王行為，并將政策引向王道。這就是“災異論”在西漢大行其道的緣故。

換言之，儒家可不是只講道義不講手段的，不知變通會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