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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算經濟學家，闖進經濟學只為找工具

問：城市規劃是理工科的專業，但您近年來的研究重點是經濟學，包括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土地財政等問題。從城市規劃師到經濟學家，什么因素促使您轉變研究方向？

答：我談不上是經濟學家，也從來不假裝自己是經濟學家，這方面我還是有自知之明的。經濟學家是非常專業的群體，有著自己的專業信用和語言，我雖然能進入到經濟專業的教堂，也聽得懂他們的“祈禱”，但我不一定要跟著念他們的“《圣經》”。

我轉向經濟學僅僅是因為機緣巧合——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模式和城市規劃的關系非常密切。

在教育部的學科分類中，城市規劃是典型的工科，除了建筑學和藝術有關，就只涉及到建設。但在現實中，規劃經常要回答城市和經濟之間的關系，甲方委托你做城市規劃不僅僅是要你回答怎樣建設，而且還要回答怎么通過規劃帶動城市經濟的發展。

為此，我看了很多經濟學方面的書，特別是發展經濟學的書，像當時很時髦的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張五常、楊小凱、周其仁的書對我的影響也很大。當時主要是想在規劃里面把經濟學的理論用一下，點綴一下規劃方案，在給甲方匯報方案時說我這是考慮了經濟的。我在卡迪夫大學時的博士論文選題，一開始也是偏重城市化和發展理論。

我真正開始轉向制度和增長理論，是在2004年，我到廈門市規劃局工作。

由于土地財政的原因，城市規劃和經濟增長的關系變得非常密切。許多政策的底層本質上既不是城市問題，也不是規劃問題，而是經濟問題。特別是規劃審批過程需要協調大量的利益，產權、交易成本等制度問題變得無處不在。這些都超出了傳統城市規劃的學科范圍。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到經濟學里找工具，看看經濟學里有沒有能解決問題的“手術刀”、“內窺鏡”。一旦發現經濟學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工具，我就想咱自己造一個。我不是經濟學團體的內部人，無需遵奉他們的集體信仰，更不想在經濟學圈子里面成名立腕，在自創經濟學工具上沒有什么心理負擔，只要能解決真問題就行。

問：對于僅僅在學術界的研究者來說，真實的政府決策過程就像是“黑箱”。您長期在政府內部工作，您如何看待當前經濟學界的研究，政府工作經歷在您的研究中是如何體現的？

趙燕菁：由于是在體制內工作，我的研究基本上是把我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寫出來。政府的行為和動機對于我而言一點也不神秘。而沒有地方政府經驗的學者做相關研究時，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他們的想象和推理。

比如說，中國的增長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密切相關，但為什么只有中國地方政府會出現這么強的競爭性和企業化的特征呢？有人認為是財政聯邦制，有人認為是GDP考核導致政府官員為了晉升而展開的“錦標賽”。但是在政府里面工作就會知道，官員晉升其實和GDP是沒啥關系。

真正導致地方政府競爭的原因，其實是中國獨特的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由于間接稅主要來自于企業而非個人，城市要想發展就必須討好企業，就一定要去同其他地方政府展開招商引資的競爭。GDP錦標賽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本身就需要在特定的增長模式中被解釋，而不能用來解釋增長本身。

在體制內工作的好處，就是可以讓你能夠直接“觀察”而不是“猜測”，從而幫助你避開那些看上去很有學術誘惑力的假說。這就像沃森和克里克從富蘭克林處直接“看到”DNA的圖象時，雙螺旋結構就不再是一種理論和猜想了。

在土地財政大討論中，雖然反對土地財政的聲音占壓倒性的優勢，但我依然敢于堅持到底，并不是因為我在理論上勝過反對者，而是因為我可以直接“觀察”到的土地財政的效果——沒有土地財政，很多的道路、管線、公園、學校、地鐵都不會有。

如果反對者的理論和我的觀察不一樣，那么無論對方名氣再大也一定是他的理論錯了。因為你不能說土地財政帶來增長是好的，但是卻說其作為增長的途徑卻是不好的，因為路徑好壞的標準本身就是由其結果判定的。

經濟學不妨換個方向試試

問：您的新書《大崛起：中國經濟的增長與轉型》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包括資產-負債的分析范式，資本增長和運營增長兩階段模型等。您的思考過程是怎樣的？

趙燕菁：經濟分析之所以比其它社會學科范式更“規范”，就在于它可以通過數學等式描述各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目前的主流經濟學的“等式”，尋根溯源，都是是建立在馬歇爾新古典綜合供給和需求均衡的假設基礎上的。在薩繆爾森等人的努力下，經濟學幾乎所有的概念都被數學化。數學成為描述經學思想的通用語言。

但問題是，供需“均衡”在現實中大部分時間是不存在，這是一個很弱的假設。而經濟學卻把這一非常不穩定的經濟狀態定義為“最優”，求解“最優”成為經濟學最喜歡的數學游戲。正是這一假設，使得經濟學脫離了真實的世界。

好的經濟學不在于消費了多少數學，而在于能否解釋現實。

我在這本書里提出一個相反的假設，那就是一個經濟要么是供大于求，要么供小于求，像人的呼吸一樣不停轉換。供需相等只是“刀鋒上的均衡”，不代表經濟狀態的“最優”。

當供大于求的時候，競爭發生在生產者之間，市場價格由邊際上最優的生產者決定，這個價格應當剛好讓邊際上持有的生產者剩余為零，此時消費者之間不產生競爭，大家坐享“消費者剩余”。這個競爭最早是由熊彼特提出，所以也叫“熊彼特競爭”。當供不應求的時候，競爭發生在消費者之間，邊際上出錢最高消費者決定價格，這個價格剛好讓次優的消費者預算為零，此時生產者之間不競爭，坐享“生產者剩余”。這個競爭源于威克瑞的拍賣理論，所以也叫“威克瑞競爭”。

這其實是張五常的老師阿爾欽提出來的規則——競爭只發生在消費者之間，或生產者之間，而不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但這一規則由于供求平衡假設后來被經濟學界遺忘了。在此基礎上，我提出了用“資產等于負債”取代“供給等于需求”作為經濟學規范分析的基礎。

所有的商業模式都可以用一個投入產出的關系來描述，也就是投入減去產出等于剩余。我又把商業模式分成兩階段——資本增長階段和運營增長階段，前者對應的是會計報表中的資產負債表，后者對應的是會計報表中的利潤表。用這個辦法，將原來抽象的經濟問題就轉變為具體的財務問題。解決了經濟學研究長期脫離真實世界，缺少微觀基礎的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