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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周建軍】

根據格申克龍關于后發優勢的理論，相對于那些發達國家而言，后發國家可以充分利用國際現存的技術儲備快速實現工業化。格申克龍的后發優勢理論的確對很多后國家實施工業化有很多啟發，但是現實的經濟發展狀況卻遠遠沒有格申克龍說得那么樂觀。根據世界銀行增長委員會的研究統計，自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只有日本、韓國這兩個人口超千萬的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實現經濟趕超。而這兩個國家的共同經濟特征，除了政府領銜的產業政策外，就是以寡頭大企業領銜的、產業相對集中、競爭合作并重的方式參與全球競爭的產業組織體系。除了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后發國家以日本、韓國的產業組織體系最為典型。正如半導體產業趕超過程中顯現的，這種寡頭大企業領銜、產業相對集中、競爭合作為特色的產業組織體系，強調防止過度競爭或者有組織的競爭，倡導和鼓勵企業之間的并購重組尤其是大企業領銜的并購重組，來推動企業的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

一、寡頭競合與日韓的產業趕超

歷史的看，全球大規模的并購重組始于19世紀末的美國。19世紀末的美國鋼鐵、鐵路、石油產業為代表的并購重組，催生了洛克菲勒標準石油、美國鋼鐵公司、美國通用電器等一大批大型工業企業。多方數據顯示，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60年代的三次大規模并購重組，波及的采掘業和制造業企業總數分別達到2600家、8000家和12000家左右。在美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財富》500強中，有247家企業成立于1880年-1930年間；而鐵路、通訊、金屬、石油、食品、化工、橡膠、造紙、電子設備等行業的相當一部分公司是通過大規模并購和縱向整合之后才發展壯大的。這個意義上，錢德勒認為，作為美國工業企業成長的四種重要方式之二（另外兩種是地理擴張、新產品開發），橫向合并與縱向合并確立了美國的新型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結構，促進了美國產業的合理化，推動了美國現代工業企業的發展演變。

1.1寡頭競合與并購重組

伴隨著美國這種大規模的并購重組和產業集中，世界經濟日益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而日本、韓國為代表的后發國家也經歷了大企業領銜、寡頭競爭、競爭合作為特征的經濟發展過程。尤其是日本作為二戰后首先實現產業趕超的后發國家，其發展模式和特點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在二戰以后，日本企業之間的過度競爭問題就已經逐漸顯現，給日本企業的規模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非常不利于日本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是二戰后日本推動企業實施大規模并購重組的背景和原因所在。

為了限制市場的過度競爭、增強規模經濟、與美國、歐洲的西方公司競爭，日本政府的通商產業?。∕ITI）鼓勵寡頭競爭，鼓勵包括銀行在內的大公司開展并購重組以擴大規模、推動彼此之間的生產研發合作，并協調好產業內部的分配關系。即使這些產業重組的舉措與日本的《反壟斷法》相抵觸，但是在日本通商產業省及相關政府部門的支持或默許下，企業之間的并購重組還是被實施。對本土企業并購重組的支持政策在日本持續了很長時間，甚至在21世紀之后。受益于通商產業省等政府部門的支持或默許，從1950年代后半期到1980年代初，日本每年都有數百上千個企業合并的案例，對日本的市場結構和產業發展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推動企業并購重組培育本土大企業的同時，日本也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大中小企業相互帶動、相互支持。當然，盡管有各種協調機制，日本企業并不總是服從日本政府的產業重組意愿，這也導致了日本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仍舊存在。

二戰后，日本在駐日美軍的推動下進行了經濟民主化等方面的改革，日本戰前的財閥體制被大大的弱化了。而在韓國，在政府產業政策的扶持下，韓國企業的發展模式從一開始就打上了大企業主導的烙印。在實現韓國經濟趕超的同時，基于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巨大份額以及企業內部的高額交叉持股比例，大型財閥企業對韓國經濟有著很大的影響。而韓國財閥在國民經濟中的巨大份額，意味著韓國財閥自身產業的多元化和龐雜。比較日本與韓國在1970至1980年代的產業集中程度，韓國的市場結構明顯屬于更加集中的類型。在韓國，規模導向的寡頭競爭模式也得到了韓國政府的鼓勵，但是韓國企業之間的競爭是激烈的。在1980年代，韓國曾推動過大規模的產業重組；造船等產業的企業數量被削減，重型電氣設備產業也進行了合并。隨著1980年代后期的經濟自由化改革，韓國的產業集中度也進一步升高。為避免彼此之間的過度競爭，韓國的財閥企業在政府的引導下，在共同研發、技術共享、海外營銷等方面開展合作。

1.2 產業趕超的經濟意識形態

盡管日本和韓國作為后發國家的趕超實踐并不完美，但是這種寡頭競合或“有組織的競爭”的背后顯示了日本、韓國有別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獨特發展理念。就戰后日本的經濟學尤其是產業發展而言，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有著更大的影響，而不是宣揚自由競爭的經濟學。日本代表性的經濟學家則這樣解釋他們對防止過度競爭或者有組織的競爭的理解，以強調后發國家產業趕超過程中市場結構的獨特性、并購重組的重要性。例如，有澤廣已強調大企業在創新中的作用，而不是大企業視為壟斷資本的代表；村上泰亮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邊際成本遞增的理論假設，強調區分技術進步狀態下的壟斷和幾乎沒有技術進步的壟斷；兩角良彥強調競爭不是日本經濟最有效的生產體系，過度競爭會帶來嚴重的問題；鶴田俊正就過度競爭問題提出了并購重組、企業規?；?、放松反壟斷法律等建議。

日本經濟學家關于防止過度競爭的解釋，聽起來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流行解釋格格不入。但是，這并不代表日本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個別和孤立的。日本問題專家約翰遜就認為，類似解釋與日本通商產業省提出的“產業結構”概念不謀而合，即日本產業要想在國際上進行競爭，其結構就必須改變；參與競爭的產業部門，其企業數目就必須減少，保存下來的企業必須擴大，通過企業集團體制形成的搶先投資和過剩生產能力必須加以控制。類似日本經濟學家強調的“有組織的競爭”，韓國時任總統樸正熙很早就認識到“現代經濟的“集中傾向”和大企業在經濟振興過程中的重要性。樸正熙在《我國發展之路》一書中寫到：“現代經濟的本質之一是它的強烈的集中傾向。巨大的企業——此刻對我們國家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不僅充當發展經濟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決定性角色，還能帶來社會和經濟結構的改變……因此，面對自由經濟政策的關鍵問題是由國家來對巨大的經濟力量進行協調和優勢引導?！?

而有美國“創新之父”之稱的彼得·蒂爾也有著與村上泰亮等日本經濟學家類似的看法。彼得·蒂爾強調，創造性壟斷（Creative Monopoly）就是產品既讓大眾受益，又可以給創造者帶來長期利潤，而進步的歷史就是一部更好的壟斷企業去替代現有壟斷企業的歷史。研究貝爾實驗室創新的美國學者格特納（Jon Gertner）也認為，谷歌、蘋果、微軟、Facebook與貝爾實驗室，這些技術巨擎有很多共同之處；即所有這些公司，在各種電子硬件或計算機軟件市場，都打造了一個近乎壟斷（Near-monopoly）的地位、儲備了大量的資金用于研發、控制或主導市場。

應該說，東西方的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到了規模經濟和大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和韓國在產業趕超過程中所采用的寡頭競爭、競爭合作的市場結構及其經濟意識形態，為理解后發國家的產業趕超提供了新的佐證，為后發國家通過并購重組來實現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提供了新的參照。當然，無論是日本經濟學家的“有組織的競爭”，還是彼得·蒂爾的“創造性壟斷”，都沒有太多涉及集中和壟斷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應對之道。如何發揮有組織的競爭給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的正面效應，并規避集中和壟斷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一個需要認真應對的重要問題。

二、寡頭競合與并購重組：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趕超

2.1 基于研發聯合體的并購重組

計算機和半導體等信息產業，都是在美國政府和企業領銜推動下產生和快速發展的。無論是計算機、半導體還是一些其它電子產品，日本和韓國企業都屬于成功趕超的后來居上者，通過趕超和美國半導體尤其是存儲半導體產業處在同一競爭方陣，盡管后來日本半導體產業遇到了挑戰和挫折。作為產業趕超的成功案例，日本和韓國推動本國企業參與計算機和半導體等信息產業國際競爭的做法，尤其是大企業領銜、競爭合作、并購重組為特點的競爭模式，對后發國家有著重要的啟發。如前所指出的，并購并不僅僅是合并、收購，還有合資生產、合資研發等形式。在日本，這種在政府產業政策協調下的大型企業聯合投資的研發聯合體（R&D Consortia，也稱為合資研發企業或研發聯盟）。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日本至少發起或成立200多個研發聯合體。這樣的研發聯合體或合資研發企業，是日本企業實施并購重組、產業集中的重要形式，對日本的技術創新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