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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聯想有些是對的，有些則是缺乏了解的無知。據《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記載，匈奴“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²²“分地”正是游牧民族邊界的表述，并非漢族所想象自由自在漫天遍野的馳騁。不但在空間邊界上有所固定，在時間上也遵循特定的規律進行“轉場”?！稗D場是游牧規律的一種體現，這種規律保證了游牧社會的流而有序，動而不亂?！?sup>23他們不固定在一個土地上耕種，而是到處放牧。把牛羊圈在一個地方，是無法生活下來的，草不夠吃，必須逐水草而居，遠距離放牧，一定季節再返回，即“轉場”，或者半耕半牧的生活方式。

我國西南西北地區，一個縣的面積經常跟東部中部地區一個省一樣大，就是因為地廣人稀。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央政府要派多少人去管理如此地廣人稀的區域，才是財政投入和治理收益上劃算的呢？這顯然是無法簡單復制漢族農耕地區管理方式和體系的根本社會基礎條件，所以只能讓當地土人管，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明清，到雍正時期才明顯改變。

游牧民族的流動是按季節走的，在今天的眼光看來算是緩慢流動了，但放在農業文明時代，游牧民族已經算是流動性很高的一個群體了。他們是如何實現有效的管理，這些經驗對我們今天治理流動社會是否還有借鑒意義，或者我們其實已經在不自覺地運用呢？

（二）盟旗制度：北部草原的傳統治理體系

“在游牧社會，轉場雖然體現了游牧社區流動的特點，但是這種流動是傳統的、自然的，社會結構是穩定的，也可以說是靜態的，禮俗社會的特點在游牧社區中都有充分的體現?！?²⁴

游牧民族雖然是流動的，但這種流動并非無序，而是“有序”的，是有組織的，以整個社區（部落）為單位進行，且遵守特定的時間節奏。比之我們今天近3億規模的農民工流動大軍而言，組織化程度要高很多。簡單地說，游牧社會是流動的社區，而非流動的個人。

高度無序流動的個人難以管理，所以面對必須流動的生存環境，游牧民族創造了有序流動的管理制度——盟旗制度。該制度不是為了鼓勵流動，而是為了限制無序流動的負面作用，引導流動實現有序化。盟旗制度讓流動有序起來，是高度組織化的流動，軍事、行政和社會三位一體的組織，實屬草原上的“郡縣制”。這恐怕是絕大多數漢族人所沒有料想到的，但卻是合乎情理的實踐經驗。

我們今天黨政力推的農民工流動黨團支部、各類商會、社會組織其實也是新時代的“盟旗制度”。只是傳統的盟旗制度，游牧民族的組織形式是靠血緣和地緣紐帶組織起來的，是軍事、經濟、行政社會多元一體的混合組織，而我們今天的組織形式多是國家政治社會組織，且很難與經濟生產活動結合起來，這也是我們的組織動員力度相對弱于盟旗制度的原因。

這種游牧地區的管理制度也在近百年里經歷了巨大變遷，新中國成立前北方游牧地區實行“舊蘇魯克制度”，對牧民壓榨較為嚴重，生產和生活水平整體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施行“新蘇魯克制度”，大幅改善和提升普通窮苦牧民的收益分成比重，促進了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但集體勞動中的生產積極性問題也同時存在。

20世紀80年代初期先后經過“草蓄雙承包”之后，游牧地區以往以部落集體為生產單位的方式迅速向以家庭單位轉變，整體而言，是一種從游牧生計方式向定居生計方式的劇烈轉型?！叭缃竦哪撩褚廊挥文粒@是一種在定居點與夏草場、自草場和租草場、牧區與城鎮以及更大范圍內的游牧，‘居而不定’一詞也許更能確切地表述如今牧民的游牧生活?！?sup>25

在吉登斯眼中，“斷裂”是現代性的基本特征，現代社會變遷的速度、范圍和深刻性都是以往社會無法比擬的。²⁶現在看來，結論下得未免過于武斷，在斷裂中其實還是有大量的延續。不僅游牧民族的這種“從動到靜”的變化中有延續，下文還會談農耕民族“從靜到動”的過程中依然有延續，中國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的“同鄉同業”正是在異鄉的流動中延續著故鄉的親緣關系。

概而言之，相對于漢族農區而言，中國北部的邊疆地區以游牧為主，首先他們是一個流動的社會。其二他們是有序的流動。其三是近代以來游牧民族開始了定居化過程，流動性在下降。其四在這種從流動向定居的轉變過程中并不是“斷裂”的，而是定居中依然保持著某種“流動性”。從這樣一種“傳統農業時代的流動社會”的治理經驗中，梳理出有益于我們當下時代要求的思路與方法，是中國應對“流動社會”中亟須補課的領域。因為這樣的經驗，往往根植于我們若隱若現的傳統和習慣之中，最容易為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雙方接受和掌握，實現更高水平和社會條件下的“秩序”。

三、郡縣的勝利與江湖的韌勁

（一）郡縣制的勝利

郡縣制可以采取編戶齊民，稅收比較平而均，每個縣的事務都差不多，管理起來比較容易。古代的郡縣制度，從來沒有蔓延到長城以北，因為流動的牧民無法適應郡縣制；也沒有蔓延到南方山區去，因為那里生產太落后，農業剩余過少，而且南方族群也是半流動的，經常從一個山跑到另一個山上去耕作生活。南方山區經常以氏族部族形式出現，主要是屬群的，而非屬地；中原漢族主要是農耕群體，以屬地為主。

長城以北，近代兩百年來最大的變化——游牧不游，開始屬地化管理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其實北方游牧已經消失了。為什么？因為“旗”原來是流動的，現在不流動了，相當于“縣”建制?？臻g被劃定了，就是人不能出“旗”了?！捌臁睆囊粋€屬群的部落稱謂，變成一個屬地的空間稱謂。再往下，“蘇木”是鄉鎮區劃概念了，村一級叫“嘎查”。游牧不游，就可以用郡縣的辦法來管理了。南方丘陵山區開發以后，少數民族也獲得了一些農業技術，也不是半農半狩獵了，也可以用郡縣化管理了。

郡縣制從秦漢開始在漢族地區推行，明朝開始試圖推進到西南邊疆的貴州、廣西等地。明清時期因為人口增長，向山區流動，引起了漢族與當地苗族的矛盾。持續的苗民起義，主要因為漢族過去與其“爭地”，核心還是土地問題。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間才徹底在西南地區完成了“改土歸流”，實行郡縣制，至今也才三四百年。

清政府自認從明朝繼承十八行省，1884年在新疆設省，成為第十九行?。?884年置臺灣府，1885年建臺灣省，成為第二十行省；1907年在覆滅前夕，將東北地區析為三省。1928年，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后，當年就在內外蒙古地區設省，以及在寧夏、青海也設省。而西藏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和平解放，1965年設立西藏自治區，實行以郡縣制為核心特征的治理方式。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自秦始皇開始的中國“郡縣國家”一直持續到1965年在大陸徹底完成，前后持續兩千余年。毛澤東曾言“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政制”的核心就在于郡縣制，此言不虛，確實是把握住了歷史的脈絡。

郡縣制在中國的徹底推廣完成一直持續到現代。所以，郡縣制離我們并不遙遠，其所體現的中央集權大一統為特色的央地關系對當下的中國國家治理體系依然發揮著根本性的作用。尤其是當我們與美國、法國、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人口大國進行對比時，這種差異性會更加明顯。但我們對以郡縣制為核心的傳統治理體系的研究，還顯得很不充分。比如，為何一個地方之前不設縣，后來可以設縣呢？為什么一個地方可以改土歸流？需要出現哪些條件？當這些條件變化之后，是不是“流”與“土”的關系也要變化？如何變化？

（二）游民與江湖：二元結構的邊緣

上述二元結構的劃分，涵蓋的是傳統中國在空間和數量上占據主流的兩大部類，在這兩大群體之外還有一些邊緣群體。這里也稍作補充，傳統農業社會真正的無序高流動人群也是存在的——就是游民——包含流民與游士。

“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社會的動蕩，有一部分人從網絡中脫離出來，成為游民。宋以前游民是旋生旋滅的，沒有形成群體和獨立的力量。宋代由于城市格局的變遷和商業的繁榮，給游民在城鎮生存提供了機會，于是產生了活躍于城鎮的游民群體?；蕶鄬Ｖ粕鐣衅谝院螅蚊癯蔀槊撾x現存社會秩序的最重要的群體?！薄坝蚊褚庾R有四個特點：（1）強烈的反社會性；（2）在社會斗爭中最有主動進擊精神；（3）注重拉幫結派，注重團體利益，不重是非；（4）失去了宗法網絡中地位的游民，同時在社會中也沒有了角色位置，喪失角色位置的人們當然也就沒有了角色意識。”²⁷

只是農業社會的政府從來不準備認真地去“治理”一個高流動的游民群體，而總是想辦法“消滅”這個群體，因此也就形不成所謂成熟的治理體系。當王朝建立初期，人地矛盾不突出，農民基本固著于土地上，游民不構成一個明顯的問題。王朝中期，土地兼并難以抑制，豪強并起而擠壓農民脫離土地成為流民。到了王朝后期，游民群體日益增多無立錐之地則起義內亂紛紛，加之少數民族入侵與疫病流行，最終難免遭到殘酷的戰亂洗禮而王朝覆滅。新王朝建立時人口銳減，人地矛盾不突出，農民再次附著于土地之上，故事周而復始。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游民得不到合適的對待，不被當作治理對象，秩序只能在“江湖”中自發產生形成“幫會”等地下秘密組織。

傳統中國社會中也有少量的邊緣流動群體，但卻沒有成熟的治理體系。當今我們面對大規模的流動人口時，或多或少帶有傳統社會對待游民與流民的思路和警惕。但須知這兩者之間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傳統農業社會的游民的流動更多屬于“逼上梁山”被迫型，而當代工商業社會的流動人口更多屬于追逐利益融入城市的發展型。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城市化進程即使完成之后，現代信息社會的特點也必然是一個人才不斷流動的時代，高流動將成為常態，而非從固定在農村的土地變化為固定在城市的樓房的簡單變化。

另外，值得順帶提及的是沿海漁民的生活方式，漁業的生產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如果說俠士們組成的“江湖”是個形象的比喻的話，漁民們的“江湖”就是實實在在的了。根據范濤對廣東省臺山市赤溪鎮大襟島的人類學研究，“中國的農耕文化孕育出傳統的社會結構，現代社會處處可見傳統的影子，社會并沒有發生結構性的質的變化。海島社會仍然是漢人社會，通過和陸地的聯系，傳統型的關系概念得以延伸和發展?！陉懙卮迓渖鐣⑿械年P系概念在海島村落社會依舊盛行，它建立在親屬關系的基礎之上，流動性是其重要特征”。²⁸

這與筆者在全國最大的群島——浙江省舟山群島的調研相吻合，漁民的生產確實具有較強的流動性，與農民的勞動范圍相對狹小固定很不一樣。但這種流動并非無序，也是遵循一定的規律，漁民之間也有相應的習俗規范協調彼此的行動。即使今日交通工具發達可以遠航南半球捕魚，依然如此。漁民們在海上的行為也是高度管理性，甚至等級感更加森嚴，更加有組織紀律性，而不是一般漢族農民想象的漫無目的自由自在地在大海上作業。

漁民與牧民的流動，之所以都具有規律性，源于作為一種農業生計方式，他們與農民一樣，都依賴大自然，而大自然是有規律的，所以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生產經營活動也必然有規律可循。但考慮到海洋漁業在中國傳統治理歷史上所占據的影響較游牧地區又小很多，所以不再專門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