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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郡縣國家”遭遇大流動社會的挑戰

當傳統的郡縣制在中國徹底推廣時，卻發現其原來所依賴的以靜態為主的社會基礎逐漸松動瓦解了，一個高流動的現代中國日益迅猛地呈現在歷史面前，郡縣制何去何從，是會被釜底抽薪而難免盛極而衰，還是在新技術條件下浴火重生？這都是執政黨帶領人民實現偉大復興所遇到的仍未完全解決的命題。

（一）大流動時代的本質

“中世紀本質上是個農業社會，它到處彌漫著莊園。作為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的莊園，具有宗法性質。在此，無上權力的領主決定著一切。由于缺乏市場，這些領主并不追逐利潤，也無需剩余產品，一切夠滿足就行了。”（亨利?皮朗：《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1）“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力的變換、職能的變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sup>29

古代社會是靜止的，為什么現代社會要流動？因為基本的生產在流動和變化。為什么生產要流動和變化？因為人的欲望在不斷變動。這種變動在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以來尤為突出。中國幾千年歷史中，進入如此大規模的流動社會，還是僅僅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有2.92億人，……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增長11.89%?！闭伎側丝诘奈宸种宦远?。

人類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資本、信息、技術、人口等各種要素流動加快，這個趨勢是無法改變的。所以如何應對高速流動的社會，是一個有意義的真問題，而且是一個長期有效的問題?！罢麄€19、20世紀遷徙搬家的美國人總數清楚地凸顯了美國居民的流行性。人口流動性是美國歷史最有活力也最普遍的特點之一。……今天，分析家們驚異地發現，每年有約五分之一的美國人換居住地。今天居住地流動性和一個世紀前一樣頻繁。”³⁰考慮到美國早已成為一個高度城市化和后工業的社會，即使美國人是一個“熱愛搬家”的民族，也必須意識到大流動是一種未來的常態。

人口大流動，不僅僅存在于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民工身上，也依然存在于城鎮化高度發達之后的白領身上，原因已如上述所言。當然，不同群體和階層之間的人口流動性是否有差異，值得我們日后更細致的研究。如美國，“外國移民的流動性比本地人差，白領階層的流動性比藍領工人階層差”。³¹反觀國內，我們當前的一些政策和思路總是想把社會再固定下來，多少有些一廂情愿。我們必須從社會大流動的原因上去分析，而不能僅僅從治理的主觀愿望去入手。

（二）大流動時代的特性

當我們意識到大流動時代的來臨具有必然性和長期性之后，需要更多細致的對流動中國的諸多特征的認識，否則建立在似是而非的錯誤判斷基礎上的決策和對策，都將是進退失據甚至南轅北轍。關于當代中國流動社會特性，筆者認為至少以下三個領域值得深入展開：流動本身、內外有別、有序流動。

學術界也常常被“鄉土中國”的衰敗甚至“空心化”所震撼，要撥開表面的迷霧深入流動中國的內里和實質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有創見的概念闡釋。近期學界從“同鄉同業”的角度也做出了一些論證與探討，都是極有價值和貼近中國實際的研究。

吳重慶從人口流出地的“無主體熟人社會”延伸到人口流入地的“同鄉同業”，修正了“鄉土社會解體”的簡單片面的流行判斷，揭示了“大流動格局下的農民積極運用本土社會網絡在遠離家鄉的廣大城鎮，依托同鄉關系，開展同業經營，并憑借快捷的行業信息溝通及融資，擊敗同鄉關系網之外的競爭者?？梢哉f，農民離土離鄉，不見得就會導致鄉土社會資本流失，相反，可能因為在外同鄉同業間互動機會及互惠需求的增加而加速了鄉土社會資本的運作，并使鄉土社會資本增量。”³²

譚同學對于湖南新化人在數碼快印業的研究顯示，“從事數碼快印業的新化人以親緣、地緣關系網絡為基礎，加上技術上的優勢，在市場上占據了主導地位，其企業呈‘內卷化’方式發展”。³³夏循祥的“作為酵母的社會關系——湖北監利一個被饅頭改變的鄉鎮”和鄭莉的“東南亞莆田人的同鄉同業傳統——馬來西亞芙蓉坡的例證”，都是這方面的優秀研究。比新化人從事快印業更為全國所熟知的是蘭州拉面和沙縣小吃，遍布全國各地的蘭州拉面餐館主要都是青海化隆縣人所經營。諸如此類的，還有河南周口人在出租車行業的廣泛覆蓋，福建“莆田系”民營醫院等。

“同鄉同業”是描繪流動中國真實圖景的一個重要而有趣的視角，值得有志于建立中國學派的學者投入更多精力。反之，如果認識不到流動中國的這些真實畫面，對流出地的判斷徹底悲觀，認為其毫無區別地陷入瓦解和衰敗之中，則必然會采取將農村的生產資源和資料集中到大戶或者大企業手中。而其實很多地方在本地人口流出的同時也依然有其他地方人口的再次流入，進而繼續保持著活力。“事實上，在目前的客觀環境下，小農場仍然享有眾多比大農場有利的條件。”³⁴推演開來，這直接涉及對農村地區的基本經營體制改革方向的爭論，意義十分巨大。

（三）大流動時代的挑戰

國家治理體系一般以政府科層組織為核心，加之中國歷來國家與社會彼此嵌入的傳統以及當代黨政緊密結合的國情，黨政科層結構顯然是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這也是筆者將對“流動社會”治理的研究聚焦于“國家視角”的原因。這套帶有濃厚“郡縣國家”傳統色彩的治理體系在面對一個“流動社會”的突然到來時，其所產生的諸多困惑背后涉及的深層次挑戰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新事物層出不窮，政府職能無法適應穩定。在東部中國的田野調查中，黨政機構中負責流動人口相關工作的人員經常抱怨的事情，就是涉及流動人口的諸多事務，不知到底該歸口到哪個部門負責。

大量具體治理事務，遠非高層級機構幾句姿態性的話語可以化解。原先以戶籍人口為對象的整個治理和服務體系，面對一個龐大的大范圍流動的人口群體時，顯得異常吃力。因為之前的“屬地管理”和“屬人管理”之間并不沖突，事隨人走，人已經附著在地上，屬地本身也蘊含著屬人之意。但在流動中，人地分離，同時也意味著人的信息無法為屬地的機構所掌握。掌握被服務對象真實可靠的信息，是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基本保障，屬于國家基礎能力的基礎。

“證明”成為當下基層單位和工作人員實踐中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必不可少的“基礎”，這絕不是什么官僚作風和為難流動人口那么簡單，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筆者在拙作《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一書最后一章曾專門記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90年代40余年的基層政府機構變化，背后體現的就是鄉鎮政府職能的變遷。³⁵而最近20余年這方面的變化依舊非常劇烈，若能深入梳理60年來一個縣和鄉鎮的政府職能變遷，也會是一件極有現實和理論意義的事情。

從理論層面上總結，就是以“規則導向”的科層制，在劇烈變動時期，難以滿足“問題導向”的彈性治理的現實要求。而此類情況中，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始終保持著對民意的高度敏感，“回應性”較快，以“黨的領導”的“政治性”克服科層行政系統的因循守舊。學界近年熱門的“運動式治理”“項目制”等本質上都是這方面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