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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解體之后，面對獨立建國準備不足的中亞諸國如何在戈爾巴喬夫式的新思維造成的意識形態混亂的格局之下塑造新的國家認同，無疑是擺在中亞諸國政治精英們面前的一個嚴峻課題。同世界上其他新獨立的國家一樣，中亞諸國領導人采取了重構國族歷史、塑造主體民族悠久歷史（一定程度上是去俄羅斯化）的意識形態建構手段。

眾所周知，書寫中亞諸國的歷史，一個無法回避的元素即是中亞諸國漫長的伊斯蘭教傳播史：

“伊斯蘭教是于公元7世紀末至8世紀初開始在中亞興起的……公元七世紀初，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興起，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神權國家在半島確立統治地位后，開始轉向對外擴張。公元7世紀末至8世紀初，阿拉伯人不斷對中亞進行軍事進攻和掠奪，并征服了該地區，阿拉伯文化和伊斯蘭教隨之開始在中亞形成并得到傳播、發展和鞏固。宗教意識逐步滲入到文學、詩歌、哲學、藝術和建筑等各個領域，中亞各民族無不打上伊斯蘭教的烙印，乃至形成當今中亞諸多穆斯林國家。伊斯蘭教傳入時，中亞地區正在完成從氏族部落向民族過渡的進程，而伊斯蘭教文化則成為中亞地區民族形成的最早因素”。10

所以，盡管伊斯蘭教在中亞的傳播幾經反復（其中不乏武力征服過程）、中亞諸國伊斯蘭教的信仰氛圍也并非完全均衡（烏茲別克、塔吉克族民眾的宗教意識較為濃厚），且經過了前蘇聯時代強有力的無神論宣傳；但在中亞諸國獨立后的國族主義歷史敘事中，伊斯蘭因素仍然占據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亞諸國的國史重構中，諸多具有伊斯蘭色彩的歷史人物也被視為本國、本族的象征符號被重新解讀、進而以求激發起共同體成員對于共同體的自豪感和認同感。11

位于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的清真寺（圖/視覺中國）

實際上，早在前蘇聯時期，當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推行的所謂“新思維”的社會改革，放棄蘇聯當局已經延續數十年的控制與管理相結合的宗教政策之后，中亞地區就已經開始出現一波伊斯蘭復興的浪潮。12這波伊斯蘭復興思潮一定程度上是對于前蘇聯時期宗教控制的反彈，也和伊斯蘭在全球范圍內的復興有關，更是前蘇聯時期共產主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忽然由于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而失去政治認同效用后中亞諸國普通民眾試圖在歷史傳統中尋求新的意識形態認同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反應。

而在國家層面，伊斯蘭教在中亞諸國的迅速復興，則是當時的政治精英們試圖采取利用伊斯蘭教信仰來型塑一種新的民族—國家身份認同，如楊成所指出的，其目的“是使伊斯蘭教信仰深入中亞五國民眾的內心深處，將之不僅視為一種信仰，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方面可以填補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消散所形成的真空，另一方面也爭取降低轉型的機會成本，減輕整個社會的心理負擔”。

另外，作為國族建構的一種重要模式，所謂伊斯蘭教（中亞諸國）VS東正教（沙俄）的敵我模式塑造，也使得“伊斯蘭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一個國家自我識別的手段，一種將自身從莫斯科獲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種剝離共產主義體系和作為外國殖民統治標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門徑”。13

最為關鍵的是，中亞諸國的政治人物，其首要任務是鞏固自身政權和統治，而洶涌沸騰的民情和民意，則是其在政策制定中必須考慮、甚至試圖加以利用的因素，如一些政治人物也意識到宗教在塑造個人政治權威中的巨大作用。

土庫曼斯坦的總統尼亞佐夫與烏茲別克斯坦的總統卡西莫夫在擔任獨立后的國家領導人后不久即利用訪問沙特之機前往麥加朝覲，“尼亞佐夫更是通過總統令的方式在全國各地建立多座清真寺和經學院，其中還有很多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烏茲別克斯坦，盡管面臨著嚴重的宗教極端主義的壓力，總統卡里莫夫還是在總統宣誓時將手放在了古蘭經上。而在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多次公開贊美伊斯蘭在國家社會歷史發展長河中的貢獻，并曾多次參加一些具有宗教特色的儀式活動”。14

卡里莫夫手按烏憲法和古蘭經宣誓就職烏總統。（圖/烏通社）

因此，伊斯蘭因素在中亞諸國國族建構中的強調，實際上也是政治人物們試圖重塑意識形態、迎合選民心態的一種現實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