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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誤區四：法治保障了現代民主社會的公平正義

過去的幾十年，在自由主義社會中，法治被視為實現社會正義的制度與意識形態的雙重途徑。公民權利和福利政治（welfare politics）都是基于法治理想而提出的社會目標。但是這一觀點忽視了法治理論基礎中的內在矛盾。

正如之前提到的，回顧法治的歷史，從亞里士多德時期到中世紀，我們很難將它與普世的社會正義畫上等號。相反，法治曾在歷史上為奴隸制和封建特權提供主要的制度保障。即便是在自由主義興起的現代，法治也并不代表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社會正義。約翰 ? 洛克是自由主義法治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而他卻將私有財產作為法治的核心。對于洛克而言，“國家是屬于財產擁有者的”，(38) 法治存在的理由是“保護那些擁有財產的人免受窮人的索取”。(39)

亞當?斯密對此的概括最為精練：“法律和政府所做的不外乎是富人壓迫窮人，并維護物質上的不平等，防止窮人摧毀這種不平等。如果沒有政府去阻止，窮人就會采取暴力手段去消除不平等?！?40)

即使是在幾個世紀之后，社會福利成為了很多西方自由主義社會的政治議程的核心，以此來彌補資本主義過度發展而導致的不平等，一些政治與法學思想家仍將其視為法治的敵人，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戴雪(41) 和哈耶克。在哈耶克看來，福利國家通過財富再分配來追求實質平等的做法是違背法治的根本精神的。(42) 關注一下當今的美國政壇，我們會發現這場論戰的余波仍在分裂這個國家。

哈耶克  資料圖

在中國，關于社會福利是否正義的類似爭論可能才剛剛開始。4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副作用，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其中兩個最為突出的矛盾是貧富分化與環境惡化。2000年以來，中國的基尼系數沖破了0.4——這是國際公認的貧富差距警戒線。2017年，占到中國42%人口的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2,363元，這個數字僅僅是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43)

201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宣布，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挑戰已經由落后的社會生產，轉變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44) 經濟增長成果再分配，如今已經成為中央的一項首要政治任務。

不過，早在2004年，“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文已被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45) 一些自由派意見領袖，例如張維迎、吳敬璉、茅于軾，常搬出自由主義思想和保護私有財產的相關法律（換句話說，程序正義），來反對政府通過稅收或運用直接政策工具來促進平等分配，這與哈耶克幾十年前在西方的主張是殊途同歸的。(46)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意見領袖是資深的中國共產黨員。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卻是世界上唯一既沒有財產稅也沒有遺產稅的主要經濟體。如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領導人的工作重心是讓每個人都享受到發展的成果，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遇到來自黨內精英、商業團體、富裕階層的阻力。我們可以預見的是，法治的概念與解讀，將會成為未來這場辯論的主題之一。

四、儒家思想與法律

兩千多年前，在中國展開了一場宏大的政治辯論——儒法之爭。這場論戰幾乎在政治和文化上定義了中華文明。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中國分裂成了若干個王國，開啟了曠日持久的爭霸戰爭。最終秦國憑借其嚴苛法度，在經濟和軍事上超越了諸多對手，并于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為秦國建立這一套法家制度的改革派政治家商鞅，也因推動秦國成就霸業而在歷史上為人熟知。(47)

法家思想自那之后開始高歌猛進——不過并沒有持續太久。秦朝嚴酷無情的法度激起了民眾的反抗，最終秦王朝僅僅持續了14年就在叛亂四起中覆滅。(48) 隨后在漢朝，不同的政治理念再次涌現，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不過最主要的論戰還是發生在儒家和法家之間。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提前制定律法條款并嚴格執行，在執法的過程中人人平等，沒有例外， 也就是程序正義壓倒實質公正。法學理論家朗?富勒對這種形式的法治做過論述，以程序正義為最高準則的法治“對法律的實質目標漠不關心，并且準備以同等的效率服務于各種不同的目標”。(49) 不少現代西方思想家，例如孟德斯鳩、約瑟夫?拉茲、朗?富勒以及哈耶克，在中國的思想語境里，都可被視為法家思想的同路人。

而儒家思想則以“天下”理念為核心，將道德上的正當性作為規則的出發點及衡量結果的標準。統治者只要心系天下蒼生、造福于人民，那么就擁有神圣的權力。但是倘若沒能履行這一使命，那么他就會被推翻。一個好的統治者在頒布政令時不光要做到程序合規，也要合乎道德準則。政權合法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績效合法性——執政者要確保人民的福祉。一言蔽之，儒家更看重的是實質正義，而不是程序上的合法性。

更為關鍵的是，通過將統治權力同績效合法性掛鉤，儒家思想確保了統治者的權力并不是至高無上的——他要確保為民眾帶來實質性福祉。中國的“天下”理念同西方的君權神授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于西方的君主，他的權力直接從上帝那里獲得，既不涉及現實世界中的權威，也不關乎人民的意志。(50) 按照歐洲歷史上的這種邏輯，只要遵循王位繼承的程序，王權就始終被視為具備合法性。這種觀點直到如今還在支配著現代西方世界：通常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只要投票程序是合規的，選出的領導人就具備合法性，無論這個人有多么糟糕。這和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是背道而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