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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學術和文教體制從屬于主權國家，受主權國家利益支配。如果一個中國人在國外（比如美國或日本）接受大學教育和學術訓練并進而獲得教職，接下來的生涯就得為所在國的文教體制效力。倘若所在國的國家理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并不一致，這類華僑學人的學術位置就面臨某種尷尬，這種情形尤其見于社會科學領域——最突出的莫過于政治學的中國研究。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是已故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鄒讜的成名作，這本書并非意在描述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而是致力探究美國為什么在中國失敗——鄒讜先生用五百五十頁篇幅（按中譯本計）對這一問題做了透徹解答。鄒讜是中國人，但本書是“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委托的研究項目，出發點是美國理由，實際上是在替美國政府總結教訓——作者會有國家理由沖突的尷尬嗎？中國人的歷史感覺會影響作者的學術判斷嗎？

俄國十月革命那年，鄒讜出生于廣州，抗戰期間畢業于西南聯大，1951年在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獲博士學位，文革爆發那年出任該系教授，1999年病逝于芝加哥大學醫院。《美國在中國的失敗》出版于鄒讜獲得教授教席之前的三年（1963），當時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仍處于敵對狀態，冷戰風云密布。該書力圖為美國理由作出學術貢獻，甚至帶有冷戰意識形態修辭，當屬題中應有之意。

不過，作者采取美國政治學界主流的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所謂“條件-反應”模式，參見“前言”，頁2-3），并不避諱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時的判斷失誤和決策錯誤。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自然包含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作者的父親鄒魯是國民黨元老，曾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中山大學校長、中央執行常委、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等要職，卻未見作者有為尊者諱之嫌。尤其難得的是，作者的學養出自“自由主義占支配地位的美國政治傳統”（頁195），自由主義政治信念并沒有讓他像有些華僑學人那樣，讓反共情結擾亂自己的學術視線——這種情形過去和現在都司空見慣。因此，盡管該書明顯在為美國政府總結對華戰略失誤，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獲得學術教益，在認識美國的“國家理由”的同時，認識我們中國的“國家理由”。

鄒讜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研究的歷史時段起自太平洋戰爭爆發，截至朝鮮戰爭爆發，也就是說，從美國在1941年底遭日本突襲后被迫對日宣戰起，到1950年冬天中國志愿軍讓美軍在朝鮮半島遭遇意想不到的打擊為止。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提出一個戰略構想：幫助中國成為“強大、統一、民主的大國”。作者論析的重點，就是這一戰略構想失敗的種種原因。

引人興味的問題馬上來了：使中國成為“強大、統一、民主的大國”不正是二十世紀無數中國志士仁人的奮斗目標嗎？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這一奮斗目標失敗了嗎？同樣令人感興味的是：美國通過二戰并在二戰之后才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國”。本書讓我們看到，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崛起與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的歷程，竟然相當程度上糾結在一起。如今，中國的國際戰略研究面臨的緊迫問題據說恰恰是：中國已經崛起為“大國”，但與美國這個老牌大國的關系卻變得更加微妙。本書出版到今天，五十年快過去了，與1963年之前的國際權力格局和中國的政治形態相比，中國與美國的關系無疑發生了根本變化。既然鄒讜教授的這項研究著眼于總結美國當初幫助中國成為“大國”的構想失敗的成因，對于我們如今的國家戰略研究就是不可多得的棱鏡，有助于我們看清當今中國面臨的所謂大國問題。

鄒讜教授著手本書的研究計劃時，中國的第二共和早已攻克國民黨占據的浙東島嶼，和平解放西藏——中國已經恢復政治大國形象。至于是否已經是“強大、統一、民主的大國”，恰恰需要討論——對中國人來說，起碼“統一大業”尚未完成。頗具諷刺意義的是，迄今仍在阻礙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恰恰是曾致力使中國成為“強大、統一、民主的大國”的美國。無論如何，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絕非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才有的事情。

嚴格來講，我們今天僅僅是在改變大國形象或增加大國形象的光譜：不僅是政治大國，也是經濟大國。【2】如果從中國的主權國家理由來讀本書，作者當年基于美國的國家理由總結的若干具體教訓乃至立論觀點、政治信念和論述框架，多有似是而非之處。畢竟，作者在書中明里暗里多次伸張中國的國家理由。本書的吸引力首先在于：作為一個對中國的國家理由有所承擔的中國學人，鄒讜教授如何基于美國自由主義政治學傳統為美國的國家理由總結教訓，如何處理因視角的敵我變化而導致的困難——本文的所謂“三思”，意指修飾“大國”的三個關鍵詞“強大、統一、民主”值得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