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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有義務使中國變得“強大”？

作者從十九世紀最后一年美國政府宣布關于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開始下筆：1899年9月，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向德、俄、英、日、意、法等國發出照會，宣告美國政府關于“對華門戶開放”的政策。這一外交聲明對上述各國提出兩點要求：保障在中國的所有外商享有均等待遇；保持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美國政治家把這一聲明看作美國的國家理念尊重別國領土與主權完整的體現，甚至認為與美國的獨立宣言精神有關，反映出美國的國家理由具有“道義上的優勢”（頁512）。

鄒讜的研究以這一政策聲明為基點，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意味著聲明的兩點要求最終未能實現。在美國政治家看來，對美國人的“集體自我意識來說”，“喪失中國”堪稱“真正的創傷經驗”（摩根索“序”，頁2）——似乎美國的“道義”之舉遭到失敗讓美國人痛心。但鄒讜的修辭卻頗值得玩味：聲明的兩點要求是“美國在以后的五十年間斷性地、并不十分有效地遵循的兩個目標”（頁2）。這無異于說，盡管美國的這一外交聲明具有“道義上的優勢”，但美國從未一貫地、也從未有效地遵循過。言下之意，美國的實際行為并不道義——這就是我所說的似是而非。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用英文寫成、在美國出版，說美國政府關于“對華門戶開放”的政策具有“道義上的優勢”，在美國讀書人看來不會有任何問題。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在中國讀者眼里，情形恐怕就不同了。人們會覺得，這一基本立論并不符合當今社會科學所宣稱的“中立化”原則，以至于中國讀者可以進一步質疑，社會科學是否真的能做到“中立化”。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至少，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看，讀者很難認同美國政府的這一政策聲明具有“道義上的優勢”，反倒可以看到，美國的“帝國意識”發蒙較遲：當美國覺得自己也可以更多占有中國資源時，歐洲和亞洲的列強正在竭力擴大已經奪取到的中國資源的份額。“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第一個要點“各國貿易機會均等的原則”無異于說，作為后來者的美國在瓜分中國利益方面應該與其他列強平起平坐、利益均沾（海約翰的傳記作者的評語說得幾乎毫無掩飾，參見頁512）。所謂保持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主張，聽起來的確讓我們覺得，美國是個道義國家，事實上，這一主張保障的恰恰是美國能夠與其他占先的列強在中國利益均沾：保持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是利益均沾的前提。這就是著名的門羅主義的妙用——如果列強瓜分了中國，美國可能獲取的利益便成了泡影。

1899年美國政府的這一對華政策聲明實際表明，美國剛剛在萌生大國意識。事實上，盡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已經成為大國，但大國意識直到二戰初期仍然并不強烈。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不久（同年10月），羅斯福總統曾發表著名的“隔離演說”，以暗示的修辭呼吁國際社會聯合行動孤立日本，隨即遭到國會議員和美國公民強烈反對——迫使總統第二天就在記者會上改口。日本軍機轟炸停泊在南京附近的美國炮艦帕內號后，海軍將官萊希提議對日實施封鎖，盡管這一建議其實相當溫和，卻“根本無人理睬”（頁18）。1940年，納粹德國攻占荷蘭和法國，重創英國，日本在亞洲的侵略行動向東南亞擴張，威脅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強的東南亞殖民地，美國才被迫開始成為“大國”：1940年7月，美國國會批準建立大西洋艦隊和太平洋艦隊（頁19），對日實施經濟封鎖。僅僅一年后，日本對美國不宣而戰，美國才被迫將經濟制裁升級為戰爭，被拖入非當“大國”不可的境地。我們知道，美國后來成為大國乃至如今維持大國地位，很大程度上憑靠的正是強大的海軍力量，并一直保持超強的軍備制造能力——所謂“民主的兵工廠”。

珍珠港事件

1942年間，羅斯福才有了“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戰略構想，它包含兩項具體設想：在國際政治方面，邀請中國參與反法西斯聯盟，成為“四警察”國家之一，維護世界秩序。在1943年冬天的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終于說服斯大林和丘吉爾，由蘇聯、美國、英國、中國四國“充當國際警察，防止或遏制侵略行為”（頁54）——這就是著名的“四警察國家”提案。

當時，丘吉爾覺得羅斯福的提議絕對荒謬，因為中國是扶不起的阿斗，盡管他自己心里清楚，英軍在日軍面前的表現丟人現眼。其實，羅斯福何嘗不清楚中國的狀況。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曾對蔣介石提出，打敗日本后把琉球歸還中國，蔣惶然不知所措，建議中美共管，的確就是個阿斗……1945年春，羅斯福對丘吉爾說了一句心里話：“中國要成為一種值得嚴肅對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訓練”（頁65）。既然羅斯福知道當時中國的領袖是個阿斗，卻堅持不把中國排除在外，顯然自有算盤，不足為怪……奇怪的是，迄今一些自以為聰明的中國智識人對此心存感激。

第二項具體設想是：促使國共兩黨合作，以和平方式建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鄒讜說，這一設想極富政治遠見。畢竟，它考慮的不僅是為了讓中國當下有效拖住日本，還考慮到戰后的國際權力均衡，使得中國在戰后能夠不倒向蘇聯，以便美蘇在亞洲保持勢力均衡（頁31、35）。鄒讜強調，這一設想是四十年前“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偉大延續”。言下之意，這一設想同樣具有“道義上的優勢”。的確，即便在今天聽來，“使中國成為大國”的設想仍然會讓我們不少智識人興奮，覺得美國是個“高尚”的大國。畢竟，還有什么比自己尚未成為一個“大國”就在設想幫助另一個國家成為大國更為“高尚”的呢？

然而，鄒讜讓我們看到的實際情形卻與此相反。首先，當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帝國的實際損害時，美國并沒有出面擔當“道義者”角色，派出自己的武裝力量幫助中國捍衛領土和主權完整，沒有做出任何高尚的政治行為。日本大舉入侵中國以后，當時美國的國際戰略學家就說，“中國在軍事上處于絕對無法自救的境地，與中國結盟當然并不意味著會增加我們的力量，相反會成為我們必須履行的額外義務”（頁512）——言下之意，美國袖手旁觀為好。

果然，日本帝國全面侵華后，美國不僅沒有鐵肩擔道義，還繼續與日本做生意，賣給日本最基本的軍工原料（石油和廢鐵），讓日本得以制造炸彈投擲在中國的城市和戰士乃至平民身上……1941年，美國軍事觀察家向國務院報告，中國對日本的抵抗到了“軍事上即將崩潰”的地步，美國政府依然袖手旁觀。1941年12月8日，美國因日本偷襲珍珠港被迫對日宣戰，“這時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已經打了四年多”（頁44）——鄒讜教授的筆法無異于說，美國政府袖手旁觀足足四年，倘若不是日本不宣而戰，美國仍然會袖手旁觀下去，即便日本全面占領中國也罷。

事實上，直到1943年元月，美國才與中國簽訂條約，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其他特權，并說服英國也這樣做（頁53）。我們知道，淞滬戰役是蔣介石打給在上海的西方外交使團和外商機構看的面子戰。從軍事角度判斷，行家一看地圖就知道，這次戰役設計絕對會得不償失。但蔣介石希望的是，西方國家會因自己的在華利益受到損害而介入中國危局，阻止日本霸占中國——國軍撤出上海時，蔣介石親自安排不到一個團的兵力孤守四行倉庫，因為倉庫后面就是西方列強的租界區，倉庫旁就是租界煤氣總站，以至于日軍攻擊四行倉庫不敢使用重炮，似乎國軍最后要保衛的僅僅是西方的在華利益。

盡管如此，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國使團在戰火下施加外交壓力的對象并非日本，反倒是受到欺凌的中國——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道義者”形象難道不讓中國人感到寒心？“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道義上的優勢”在哪里？鄒讜教授知道但不便提到的是：抗戰初期，對國民政府提供實際軍事援助的恰恰是兩個極權國家——斯大林為了讓中國拖住日本，以免日本騰出手后攻擊俄國，派出空軍秘密參戰（重慶鵝嶺公園迄今仍有犧牲者紀念碑）。為了報當年日本從戰敗的德國手中奪取山東的一箭之仇，加上希特勒瞧不起日本，納粹德國在1935年應蔣介石邀請派出軍事顧問團整訓國軍，出售軍火，為國民黨最精銳的幾個步兵師提供了武器裝備，甚至裝備了裝甲師。納粹陸軍元帥不僅為蔣介石制定了具體的抗日戰略方案（包括最后的破釜沉舟：黃河決堤），甚至親臨淞滬戰役前線協助指揮國軍作戰。第一次長沙戰役時，岳麓山上的二十幾門從納粹德國進口的大口徑火炮把日軍炸得人仰馬翻……然而，納粹德國和蘇聯先后與日締約，轉眼就出賣中國。中國人這才看到，極權政體也好、自由民主政體也罷，西方列強都一路貨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