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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剛過，又一大波攪拌著“鄉愁”與“鄉怨”的返鄉文出現在各大媒體和社交網站。不過，相比于2015年《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和2016年《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火爆朋友圈的盛況，今年春節倒是安靜了許多。

為何“返鄉”書寫能引起強烈的社會共鳴，又為何迅速進入瓶頸期？如何克服挽歌式的“懷鄉情懷”，直面背后復雜難解的城鄉困境？鄉村除了再現的困難外，還遭遇了介入的難題，歸結而言，鄉村何為？

春節前夕，應“谷神變”藝術展之邀，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郭春林教授、華東師大中文系羅崗教授與回鄉實驗種田的獨立電影導演毛晨雨三人，針對如何重新打開鄉村這一話題聊了聊，對話由觀察者網整理發布。】

1933年蘇區紅軍發給福建寧化當地農民的“借谷券”（圖片來自“谷神變”展覽）

離開城市化談鄉村，就是耍流氓

羅崗：今天說到鄉村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把城市跟鄉村放在一起看。開玩笑地講，如果你談鄉村，不談城市化或城鎮化，你就是耍流氓。耍流氓的意思是，建構了一種看上去很美好或者很悲催的鄉村，實際上這種建構是不落地的。

為什么要把鄉村問題和城鎮化問題結合在一起？因為今天中國正在經歷一件人類歷史上從所未有的事，通俗地講，就是9億農民要逐漸變成城鎮人口。從現代化的歷史來看，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統一的，中國要達到現代化的目標，不可能有這么多的農村人口。

但這條路能不能走通？中國有沒有能力逐步城鎮化？這是一個大問題，在人類歷史上，可謂史無前例。之前的現代化歷史，城市化、工業化是同步進行的，羊吃人也好，圈地運動也好，農民被剝奪了土地，只剩下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到城里面打工，是同步進行的。但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不一樣，中國依靠城鄉二元結構完成工業化的過程，城鎮化與工業化并不同步，即使有那么多農民工進城打工，他們也沒有完全脫離鄉村。這種城鎮化與工業化不同步的狀況，就是中國討論城鄉問題的現狀。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經濟上騰飛。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發現完全靠外向型經濟不行了，所以中國經濟有一個轉向，就是“軟著陸”。當時為什么提“重慶模式”？重慶作為直轄市，與上海有重要的區別，作為內陸型的城市，與以前經濟的發展依靠的東南沿海地區不同。“重慶模式”實際上是在探索一個內陸城市怎樣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者。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的動力最主要來自農村和農民。產能過剩，誰來消耗？農村如果能夠盡快地完成城鎮化的過程，農民如果能夠盡快地轉換生活方式，自然就能夠消耗過剩產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接下來的問題是，當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轉換成城市人生活方式時，錢從哪里來？這就是涉及到中國土地政策的問題。為什么農村問題、土地問題和城鎮化問題連在一起？一方面工業化和城鎮化不同步，另一方面農村的土地是國有的。當工業化推動地價上漲，農村的地價并沒有相應的上漲，也沒有出現新的“圈地運動”。農村地價上漲最多是在城鄉結合部，也就是說，城市擴張的過程中因為土地政策得益的，大多數是城郊農民，而廣大農村的土地因為是國有，不可能拿來交易。這里說的土地交易不包括18億耕地紅線內的土地，是指農民的宅基地，農村的公共用地等等。今天人們都盯住農村的這部分土地，他們的目的是，這些土地如果在產權上歸了農民，就可以拿來交易——或者按照官方的說法——拿來流轉，當農民交易、流轉土地時，由于土地的溢價，他能從中獲利。這樣，農民不就有錢了嗎？有錢以后，農民成為潛在的消費者，農村成為巨大的市場，城鎮化過程推動農民生活方式的轉型，大量城市生產出來的廉價產品就可以向農村傾銷。

很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持相對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國經濟可以保持一個比較持續穩定的增長，就是盯住了了農村的城鎮化，特別是盯住了農村的土地。他們認為農村的城鎮化可以來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下一個推動力。但僅僅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城鄉問題，遠遠不夠。姑且不說，放開土地政策會帶來許多難以預料的后果。跳脫經濟的視野，重新看待城鎮化，農村至少有兩個大問題讓我們需要重新思考。

首先，是文化的問題。這里文化不是指那些觀念化的文化，而是和日常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的文化。中國文化的多樣性是靠農村生活來保證的，四川人有四川人的生活，東北人有東北人的生活，客家人有客家人的生活……每一種生活方式都來源于農村，他們的飲食、住宿以及風俗習慣都是由當地的土地、氣候和物產決定的。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農村的宅基地都拿去交易，農民也都住進了樓房，過上了城市化的生活，那么如何才能保有與農村密切相關的生活方式呢？唯一的出路就是，各地的風俗文化被博物館化、被奇觀化，最終變成某種日益發達的旅游業的消費品。假如民風民俗都是通過工業化的方式大量生產、大量消費，我們難以想象怎樣才能保留住中國文化的多樣性。大概20多年前我去烏鎮，那時候根本沒有什么旅游，只有一個茅盾紀念館算是唯一的旅游項目，那里的居民很隨和，你可以到他家里面去做客。現在的烏鎮，根本不帶你到東柵去了，直接進西柵，西柵完全是一個人造的江南水鄉，美輪美奐，但都是人工制造。其實各個旅游點的游樂園，都是這樣一種被規劃出來的、適合于資本運作旅游產品。可能有人會覺得現在談文化太遠了，農民首先要賺錢。農民光靠種糧食包括種經濟作物都很辛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搞旅游，搞旅游好像沒有什么污染，而且一搞旅游，確實能把相關產業帶動起來。但這種“奇觀化”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最終對中國文化多樣性會造成怎樣的影響，似乎并沒有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同樣，沒有引起更多人思考的，還有政治上的問題，可以簡單地稱之為“大眾民主”的問題。現在網絡上對現實不滿的聲音，主要是各種各樣的“中產”與“預備中產”發出的，這一群人在中國社會的顯然不是絕大多數，但他們在文化上具有某種“領導權”，可以發聲，而且發出的聲音很能吸引人。所以中國社會的問題似乎經過了他們的過濾，農村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透過這一扭曲的鏡像得以呈現，譬如每年都要熱上一回的“過年返鄉筆記”。但這類聲音，其實與正在或將要進行大規模的城鎮化而被被卷進這一過程中的9億農民，并沒有太大的關系，他們絕大多數是沉默無聲的一群。但沉默無聲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存在，這一涉及他們切身利益的城鎮化，如何才能使得他們也有發聲的可能，要進行怎樣的制度安排才能讓民眾參與進來？如果他們不能通過制度性的安排參與到這一過程中，甚至不能像中產或“預備中產”那樣在網絡上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音，缺乏這樣一個表達民意的渠道，很可能變成一個黑匣子，至于這個黑匣子里會醞釀怎樣一種狀況，大家也許都不知道。就像賀雪峰最近討論的農村地權集體化的問題，并非所有的集體化都有好的結果，集體化以后農村與地方政府討價還價，可以用集體化的形式讓個人獲取更大利益。以前碰到個體釘子戶，地方政府有時候還可以應對，假如面對集體的力量，當村民形成了集體的力量與地方政府進行博弈，地方政府如何應對？這恐怕是一種難以預料的新情況。

今天討論城鄉問題，需要超越人道主義的思路。人道主義愛講“農民真苦、農業真窮、農村真危險”，但這種講法預設的是一種把農村視為他者的立場，要我們關心農民，農民太苦了，要我們回饋農村，農村太窮了，所以必須給他們一點好處，讓他們生活好一點。現在有一些做鄉村建設、鄉村研究的人，還是這種的心態。說實話，這種心態也沒有大錯，但缺乏大局觀。

必須看到城鄉問題與整個中國問題的關系，中國未來走什么路，能不能走通這條路，是與這個問題聯在一起的，單單從經濟上著眼，似乎比較輕松的，但把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幾方面綜合考慮，就沒那么簡單了，在每一個點上都包含著中國的路怎么走，走不走得下去的大問題。我記得有人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有一、二億農民工，假如有一半人，在城市沒工作了，農村也回不去，就在馬路上一坐，你看會是怎樣的狀況？

論壇現場

郭春林：2015年年底的一個數據，是2.77億。如果簡單地統計下，加上流動兒童四千萬，留守兒童六千萬，再加上打工者的父母，將近5億人都是跟進城新工人有關的。正是這樣一個無比龐大、舉世無雙的群體連接起了城市與鄉村。

剛才講的9億人，都面臨著城鎮化問題，我們可以先把那個大的放一放，先說已經進城并且與城市直接相關的，已經占到總人口三分之一還多。這么大的一個群體，如果他們的問題解決不好，我覺得中國根本就沒辦法再往前走。當然可以從數字上看到所謂的發展，但那個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說一個幻象，或者說是以城市為中心的資源過度集中的畸形的、不平衡的發展，而根本的問題并沒解決好。

農村的問題如果不解決，就像當年毛主席說的那樣，誰掌握了農民，誰就掌握了中國的未來；在今天，誰解決了中國農村的問題，誰也就掌握了中國的未來。問題是如何解決。

鄉村問題最核心的部分，在我看來其實是農民，農民的問題解決了，農村、農業自然就不是問題。人是一個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

但糟糕的是，農民越來越變成一個符號，被當成了一個沉重的負擔，常常被簡單化地以自由市場經濟的邏輯和處理方式來對待，比如我們常常聽到的所謂“用腳投票”就是如此。至于農業，糧食主權的問題，其實已經非常嚴峻了。我們《熱風學術》之前發過香港嚴海蓉團隊做的一個糧食調查。調查顯示，糧食生產方面有很多已經不是自留種子，而是買，而且買的常常是跨國公司的種子。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生物多樣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糧食生產的主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