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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盤棋太大，一刀切行不通

郭春林：其實我很想加另外兩個關鍵詞，就是“參與與實踐”。今天我們肯定不是作為一個旁觀者來看這個世界，指點江山，那樣的辦法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從現代性的角度說，現代教育體制出了很大的問題，一定程度上說，1980年代是當代中國教育體制現代化的開始。在很短的時間里，十幾年就完成了這樣一個完全現代化的模式改造，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就是為社會提供一個專業化的技術和管理的人才隊伍。這樣一個啟蒙主義現代化的邏輯，今天來看，其惡果已經非常充分的體現了出來。

這個惡果其實包括很多，就教育而言，在當代中國，貧寒子弟讀大學的人越來越少，但也還是有，特別是農村。但比較糟糕的狀況是，因為讀了幾年大學，其實也跟今天外出打工的一些新工人一樣，他們就不想回農村了，就覺得我已經是城里人了，跟這片土地沒有關系了?，F代化徹底改變了人和土地的關系，不再可能回到之前的狀態。在中國古代，他其實還有一個中國式的人文主義，既使是那些讀書做官的人，他們沒有徹底改變或者徹底拋棄跟土地的聯系，那個聯系還是有的，我們倒也不必將它完全理想化、浪漫化地看成為耕讀傳家的模式，但無論如何他們沒有徹底改變人跟土地的關系。但是今天，以進城打工的方式，以讀書進城的方式，這個關系被徹底改變了?？梢哉f，這是個異化，而且很難克服。但這么說，并不是要進城的都回到農村去，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為什么需要農村和農業，而且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農村和農業。

毛晨雨：像我父母把我送到城里，就為了成為城市的一個工人，為城市做貢獻。恰恰一些從農村出來的“三農”知識分子，僅僅講效率，從效益看待平等，這是個悖論。

我關心農村，我認為要研究農民的信念需求，不是信仰，是信念。他們為什么要活在那里？比如有臺灣學者研究土地和城隍的關系，鎮上有城隍，土地神，他還是有一點關系的，有一個城和鄉和所謂的城和田的關系。

我覺得有很多可能性的方案，也許被我們屏蔽掉了。比如說關于地方性信仰的策略性操作和文化的危機，藝術實踐恰恰在這個層面還有點作為。不能說作為一個生產者，而是作為一個記錄者，還能留下來一些文獻性的東西。

但那種政治性的價值，我覺得今天的現實狀況更加糟糕?，F實中的合作社，以前溫鐵軍他們談了若干年合作社，今年應該還會提合作社，一種政策需要，合作社是一種政治經濟捆綁方案，中間合作社的負責人依然是村干部組成的或者是村中的強人，這種強人就是利益的合成體。就是我們說的權力的一些代表，縣里的一些土地，局長的侄子什么的在哪個村里，他能夠搞到幾千畝退耕還林的錢等等，這些東西有些已經被“特權化”了。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狀況是，沒辦法找到一個真正治理的方案?？赡苓@時候我們更多的訴求頂層方案，但目前看來是虛妄的。

郭春林：從整體上來講，我也基本上贊同。鄉建這一塊，比如說山西蒲韓模式，我覺得他比較厲害的是還是能夠處理和城市的關系，但需要有一個明白人才行，我還看到四川那邊也有一個以這種方式在做，做的比較成功。其實今天確實農村最麻煩的一個問題，就是土地問題。

山西蒲韓鄉村社區理事長鄭冰

我特別希望能夠重新回到歷史當中去找一些資料，我覺得合作社的強行解體是一個特別糟糕的事情。把這樣一個基層政權形式以一種特別簡單粗暴的方式，讓他滅亡。比如說現在仍然在講加快上海農村改革的步伐，其中有一條就是村經分離，這個分離其實延續的仍然是原來政經分離那套方式。政經分離，用波蘭尼的話來講，就是把經濟硬從原來的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性關系當中拎出來。最糟糕的是，經濟還是資本主導的經濟不是集體經濟。

羅崗：中國這一盤棋太大了，無論學日本還是學臺灣，都沒法完全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日本和臺灣的永續農業與可持續發展，理念都很好，實際上沒有辦法在中國復制與推廣。因為臺灣多大，你到臺灣就知道，整個被現代交通覆蓋了，日本現代化程度也非常高了，就更不用說了。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臺灣的農業位置與我們農業的位置是不一樣的。對他們，最多只能在某種意義上進行借鑒，不可能整體移植過來。

當然，中國大陸的現代化發展，也正在改變農村和農業的位置。譬如高鐵八縱八橫，使得二、三線城市納入到一個新的整體性的經濟框架，農村的區位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不過，中國之大，往往在于農村問題依然是各個地方都不一樣。譬如江南地區的農村一直有兼業的傳統，土地少、人口多，光靠種糧沒辦法養活，這種情況一定要通過兼業才能改善生活。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就是關注兼業，這意味著小農經濟并不等同于一畝三分地。小農經濟在黃土高原上可能就是是一畝三分地，依靠大牲口、農具以及簡單的農機作業。但在江南地區，因為兼業發達，必然與商品經濟聯系在一起，例如江南蠶絲業的發展，自然是與作為“兼業”的農副作物的種植鏈接在一起的，但更重要的是加入到了一個龐大的、發達的、跨地域甚至跨國的商業網絡，作為這個商業網絡的重點與節點，就是江南的市鎮。正是這些星羅棋布的市鎮把中國式傳統的小農經濟和發達的商品經濟形式結合起來。中原地區的煙草業同樣也是如此，以前徐冰在外灘畫廊做過煙草計劃，他探究了中國煙草的起源，卻沒有更多地涉及到煙草的商業網絡。陳翰笙當年為了研究中國農村的商業化程度以及與帝國主義經濟入侵的關系，就選擇了煙草作為個案，同樣揭示出煙草業也是將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與發達的商品經濟結合起來的。

所以越關注這樣的狀況，就越能發現中國內部的差異性。今天討論農村問題，必須以尊重各種在地經驗與歷史為前提。前面我提到“重慶模式”，重慶是一個大城市，同時也是一個大農村，還是一個大庫區，又是一個多民族聚集區，這樣一種城鄉結合體，發展模式怎么可能和大上海、和長三角、和東南沿海地區完全一樣呢？中國內部的差異性決定了農村發展的差異性，自上而下一刀切，肯定是行不通的。

尊重內在的差異性，發揮地方的積極性，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中國超常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就來源于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按照甘陽“通三統”的說法，為什么蘇聯的改革改失敗了？中國的改革卻成功了，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毛時代中央政府簡政放權，不按照蘇聯模式來發展經濟，而是追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有一個相對全面的、比較完整、因地制宜的工農業生產體系，也讓地方政府在經濟建設中具有了相對的自主性。這種中央集權與簡政放權的結合，從傳統來講，就是“寓封建于郡縣”。從毛時代開的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依然發揮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形成了改革時代中國獨特的國家、市場與地方政府的三元結構，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當然，今天看來也帶來相當嚴重的的問題，地方債務高居不下，房地產成為問題經濟，這都與地方政府作為經濟發展主體有很大的關系。

但我們不能僅僅看到問題，也要看到問題得以產生的原因。中國問題太大太復雜，就像一把雙刃劍，你可以講它的問題非常嚴重了，不過問題的嚴重性中也許包含了“危中之機”，考驗我們是否能找到破解之道。譬如我覺得需要考慮這樣一個也許是文化的問題。剛才講的5億人中，60后、70后的農民工如果現在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可能都回農村去了，現在是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農民工。90后和00后的農民工恐怕真的是很難回農村去了，他們這一代跟著打工的爸媽在城里面長大，既使是農民工的身份，也是在城市中長大成人的，他整個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對農村沒有什么認同，這是一代人還能算是“農民”嗎？他打工當然還是帶著農民的身份，可是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認同上，也許完全跟城里人一樣。特別是今天這個智能手機流行的自媒體時代，信息傳播非?？?，極大地影響了這一代人的文化心理與文化認同。他們如何才能回到農村？怎樣才能克服身份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的沖突，這也是討論城鄉關系的一個新問題和大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