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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化”再現的必然與突圍

郭春林：也就是說，這里包含著一種可能性。威廉斯把文化分為三個不同的形態，每個時期都有一個殘余文化，一個主導文化，一個新興的文化，這三個是同時并存的。就今天的中國來說，我們的殘余文化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所謂的封建式的，前現代的，農耕社會時期的；另一個是社會主義文化。今天主流的文化當然是現代化，甚至是后現代化。但有一些新的東西在生長中，無論它是以什么樣的形式或者是多大的體量在生長，但畢竟是在生長，這些東西要給它一定的空間，一個適當的環境。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產的那些多愁善感的甚至是虛偽的那些對于鄉村的想象，也許也能對這樣一個新的東西的成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將希望建立在中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的鄉愁上，重要的是重新激活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并在全球化的時代中探索并創造一種新的城市與鄉村的整體性關系。當然這里需要更深入的討論，很難。關鍵要看創造新的文化的速度和毀壞的進程，哪個快。

羅崗：這就涉及到文化再現的問題。今天對農村的再現，基本上要通過一個中產化的途徑，因為話語權或文化領導權被掌握在“中產”或“預備中產”手里。從市場營銷的角度來講，文化產品最重要的不是賣給所有人，而是賣給了那些最具有消費能力的人。很顯然，關于農村的文化產品，絕大多數不是給底層民眾的。

改革開放30年生產出一個龐大的知識群體，這個群體往上一直上升到富人階層，往下可以綿延到“預備中產”，某種程度上也包括鮑曼所說的“新窮人”，這個群體既具有一定的話語權，同時也是文化市場的主要消費者。今天關于農村有影響力的表述，譬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無論問題意識還是書寫文筆，并無出色之處，甚至有明顯的缺陷，但這個話題具有很強的文化生產性，而且明確以“中產化”的方式再現出來，吸引了文化市場的消費主體，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面對這一現象，不可能回避，也不可能說這種書寫有問題，然后就簡單否定它。當代文化再現往往通過中產化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不能簡單拒絕這一再現，而需要對這個過程加以分析。

通過中產化途徑再現出來的文化，并不完全與資本合拍，他和資本之顯然矛盾重重，但又無法突破資本構成的限制。關鍵在于，中產再現的文化如果要突破資本的限制，用文化研究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來表達，就是要尋求“接合”的可能性，所謂“接合”指的是超越自身的限度，跳脫出原來的脈絡。借用郭春林的說法，就是尋求與各種“殘余文化”的“接合”：譬如是否有與“社會主義文化”接合的可能？能不能找到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接合點”？只有有意識地尋求這種“接合”，才可能擺脫資本對文化再現的限制。套用過去的階級分析的說法，小資產階級因為其軟弱性，有可能與資產階級走到一塊去，但也因為其革命性，有可能成為工農大眾的同盟軍。這好像是一個比較老套的分析方法，但放到今天的文化再現，其實也是這樣，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既可能與主導文化合流，也可以和殘余文化結盟。我們應該意識到，中產化的文化再現也包括在座的諸位，不要以為自己自外于“中產”，對中產文化再現的批評首先是一種自我批評。問題在于作為一種中產文化，要意識到自己局限性在哪里，然后再考慮怎么走出這種局限性。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在梁莊》的問題，或許不完全在于這本書，而在于這本書完成之后，為什么會成為一種自我復制？因為沒有反思，所以從來不考慮如何與殘余文化的“接合”，以此突破自身的限制。

涉及到文學創作，大家肯定都熟悉一個古老而重要的命題：一個偉大的作家，總是處在藝術創作中表現出來的立場與他自身固有立場的矛盾中。列夫·托爾斯泰也好，巴爾扎克也好，正是這個矛盾使得他們的創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中產化對農村的再現，不一定自覺地意識到這個矛盾，但在表現農村問題時，應對現實表示尊重，意識到現實的復雜性，有可能對自我的立場構成挑戰，而不是簡單地把自己的立場套用到對現實的再現上。

知識分子作為話語生產者，與那些沉默的大多數民眾相比，在再現的領域肯定是強勢的。問題在于，能不能對這個問題具有反思性，這種反思性也不是依靠內在自我的發掘就能夠實現的，內在自我發掘就是回到我的內心世界，這個過程恰恰是自我生產的，多愁善感也好，小確幸也罷，都是中產文化自我生產的一部分。假如要突破這一自我循環，關鍵在于如何處理與殘余文化的關系。一方面是中國自身的傳統，是否只能停留在現代的立場上看待傳統，是否能夠超越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另一方面則是中國革命的傳統，在這個告別革命的時代，如何重新建立與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傳統之間的聯系？對中國來說，自身的獨特性是由這兩種傳統所決定的，它們構成了中國認同的根基。今天的中產文化再現要擺脫主導文化的控制，必須重新確立與上述殘余文化的“接合”關系，這樣才能使新興文化具有新的可能性。

觀眾：剛才大家都提到城鄉關系，我想到的是城鄉之間的知識青年和教育現代化的問題。以前科舉的時候，傳統的士大夫是耕讀的，他做官以后也要葉落歸根，還是要回到自己的桑梓之地。但是中國近代教育興起以后，知識分子接受一種新的知識觀，城市優先于農村，他一旦接觸到這一段知識，就不愿意回到農村去了。

這個情況就是說，農村要現代，可能需要一批有現代知識和現代觀念的知識分子去改造農村，但是農村出來的知識分子都不愿意回到農村，這個問題一直就存在。各種政治譜系的人都去探索，包括在河北定縣，山東鄒平，像梁漱溟、李大釗等人，他們都是號召知識分子回到鄉村去，他們認為教育出了問題，就是說教育的都市化，一方面優勢的教育資源都集中到城市，另一方面，城市生產這一套知識體系不可能和鄉村生活方式合拍。像陶行知在小城鎮示范，他要改造這個，就是要把知識和農村結合到一塊。

但就我的經驗來說，我看后來的1950年到1970年之間的中國小說，這個期間新中國對農村教育的設想，不單是希望把城市的都市化教育轉移到農村，農村教育相對來說已經是在地化了，這種知識情況下生產出來的知識分子還是要千方百計地進城。

當然現在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大的趨勢。當時有一批知識分子，像鄉建派的楊開道，他批評這些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的道德立場。這些人追求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他們這種個人自由也是不能否定的。他一旦接受這個知識，或者是無論是現代性的問題，知識的問題，教育體制的問題，和個人自由之間始終是沖突的，可能這個歸根結底是城鄉差別的問題。

羅崗：你的問題，關鍵在于中國的發展是一個不平衡的發展，不平衡發展意味著從東南沿海地區先造出一個更現代化的區域，然后從農村吸取包括人才在內的各種資源。這個吸取的過程，從來沒有停止過，包括農民工進城也是如此，能夠進城的農民工都是年輕的、身強力壯的、受過一定教育的、比較敢闖的，他們也是農村的精英。不僅如你所說的，都是受過教育的農村知識青年。不平衡的發展不斷從中心到副中心，從大城市到二線、三線城市、到縣城、甚至到市鎮中都復制這個吸取過程，譬如1980年代許多文學作品，常常有農村青年回到鄉鎮的描寫，這都意味著農民進城了。這都與資源往中心的流動有很大的關系。

當然，現在的情況有所不同了，與不平衡發展帶來的流動相反，出現了一種反向的流動。由于大中型城市的生活成本、生活壓力越來越高，出現了逃離“北上廣”的情況。我們這一輩人有了孩子，作為父母親的想法與我們的父母親一輩已經不一樣了，我們父母親這輩的想法是孩子能夠走多遠走多元，但現在的父母會覺得，自己的孩子都是獨生子女，他們在外面讀了書還是回來吧，回來之后這兒有房子，生活壓力小多了。你看上海房價是多少，內地城市的房價是多少，從大城市到小城市，這種反向的流動還是頗具吸引力的。

所以，我們不僅要看到因為不平衡發展帶來的正向流動，也要看到因為不平衡發展帶來的反向的流動的可能，這種反向流動假如能夠持續下去，不只是重構大城市與小城市的關系，也可能給城鄉關系帶來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