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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再生產》一書里，阿爾都塞曾就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的階級沖突發表過如下看法。他提出，第一，這種沖突，事實上是政治和經濟領域的階級斗爭的前哨站?！敖洕亩窢幙偸峭Ａ粲诎堤?，這是它的宿命，因為它是最重要的。政治的斗爭最終會在光天化日之下爆發，它集結起一切力量來保障自己最終戰斗（即為國家政權而進行的戰斗）的方向。

”至于意識形態的斗爭，“通常領先于政治斗爭的公開形式，甚至是遙遙領先于它們”（阿爾都塞，2019：315）。第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的這種沖突之所以重要，在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職能是維護特定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以學校為例，它被阿爾蒂塞視為資本主義社會居于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因為學校掌握著未來，即一代又一代青年。

一種可能的危險是，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所貫徹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而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舊意識形態（阿爾都塞，2019：199—200）。第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相比于其他國家機器而言，是最脆弱的部分，之所以如此，在于它們是多樣化的，并且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聯系。

一旦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發生動搖，剩下的就是最后的堡壘，即由鎮壓性國家機器所捍衛的國家權力。在這里，阿爾都塞（2019：317—318）發揮了葛蘭西提出的陣地戰思想。所謂陣地，就是由各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構成的塹壕，戰斗在這些陣地展開，意味著首先這是一種前哨戰，其次這也是一場持久戰。

如果說在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學校是居于統治地位的或最主要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學校依然具有這種地位。作為在生產關系再生產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學校是各種斗爭開展的場所。不同社會勢力、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不僅在一國范圍內，而且反映世界格局的變化），都集中反映在學校這一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就經濟學知識生產而言，斗爭集中在高等學校、科研機構、學術期刊社等機構內部，它們是更為特殊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其知識生產的目標同樣是服務于生產關系的再生產。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種經濟學知識體系在以高校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的并存和競爭，派生出本文所謂經濟學知識生產的治理問題，這種知識治理的根本任務，是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對兩種經濟學知識體系的生產以及這一生產所依賴的權力關系加以調節，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以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再生產。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知識治理，通常并不限于一國范圍內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它還有一個國際的維度。從前述科恩的描述可以看到，新古典經濟學在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的成長，是在域外結構性力量的支持下實現的。這意味著，我們面臨的是國與國之間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相互影響、競爭乃至對抗。

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如大學、出版社、期刊、學術評價和傳播等機構，事實上是一種意識形態“超”國家機器，其功能不止在于維護一國內部生產關系或上層建筑的再生產，而且可以嵌入其他國家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以達到維護其在世界體系中的經濟、政治、文化霸權的目的。

西方影視作品及其衍生品是傳播西方意識形態的載體。（圖片來源：社交媒體）

西方意識形態“超”國家機器對于中國經濟學知識生產的影響，非常典型地體現在論文的發表上。近十余年來，在國外經濟學期刊尤其是頂級期刊發表論文，已成為國內高校的一種時尚甚至一種“制度”。然而，正如不少人注意到的，許多國外期刊的編輯和審稿人經常是先入為主地以新自由主義標準看待中國發展經驗的。

這樣一來，為了謀求發表，論文作者就會以削足適履的方式將中國經驗硬塞進新自由主義分析框架，以逢迎這種標準。以這種方式進行的中國經濟學知識生產，就非常類似于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W.Said）^[15]（他深受葛蘭西的影響）所批判的東方學，這種東方學所描繪的東方，滿足了西方對后殖民時代的想象，事實上服務于西方在全球的話語霸權（薩義德，2007）。

上述現象的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是一些中國經濟學家為解釋地方政府競爭而采用的財政聯邦主義理論（Qian and Weingast，1996；Montinola，Qian，and Weingast，1995）。這一理論較早考察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權改革，將地方政府競爭視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此而論，相關作者是有一定貢獻的。但問題是，在具體解釋地方政府的行為和動機時，這類理論暴露出它不過是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

這體現在，第一，它將政府行為限定為界定產權、監督合同的履行、提供基礎設施等，換言之，政府的作用大體被局限在減低交易成本這一范圍內。第二，在解釋地方政府動機時，它將其歸于追求稅收的最大化。但問題是，照此理解的政府和斯密筆下的“守夜人”政府，其實并沒有什么分別。認為中國地方政府追求的只是稅收，其行為只是削減交易成本，背后假設了經濟和政治作為制度的截然兩分，以及政府只是或只應該是自由主義的“小政府”，這顯然是理論上的先入之見，絲毫不符合中國經濟的實際。

在現實中，中國地方政府是通過土地財政而形成的租金的生產性使用者和分配者，是熊彼特意義的企業家，是市場的建構者和引領者，是公有產權的代表和公有制生產關系的內在環節，而所有這些重要維度幾乎都落在上述理論的視野之外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