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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產生世界反響，進而影響全球經濟學知識體系的生產，還可以在國外學術界圍繞“北京共識”的討論中略見一斑。2004年，美國學者喬舒亞·拉莫（Joshua C．Ramo）出版了題為“北京共識”一書，認為中國通過探索和實踐，摸索出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Ramo，2004）。盡管拉莫對“北京共識”的含義并未做足夠充分的探討，這一概念的使用本身卻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注目。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巴里·諾頓（BarryNaughton）是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Naughton（2010）曾在一篇文章里討論了中國經濟體制的獨特性，以及這種獨特性與其普遍的可運用性之間的關系。諾頓在文章開篇就討論了“北京共識”，他提出，“北京共識”能否成立取決于下述條件：關于“北京”的普遍經驗能否最終闡明一些重大原則，這些原則可以塑造全球范圍內有效的發展政策。在他看來，“北京共識”的支持者必須回答兩個問題：其一，為什么“北京”決策者的獨特進路對于中國引人注目的快速增長是關鍵性的；其二，為什么那些獨特的進路同時可以運用于其他極為不同的環境。他認為，迄今為止沒人能夠成功地在經濟學上闡明這兩個問題。

所謂“北京共識”是相對于“華盛頓共識”而提出的。諾頓對“北京共識”的質疑，也可運用于“華盛頓共識”—為什么“華盛頓共識”對于美國的經濟增長是關鍵性的？為什么“華盛頓共識”的獨特進路可以運用于亞非拉的不同國家？事實上，“華盛頓共識”這一概念的最初使用者美國學者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20]就提出過這兩個問題，并借此批判了“華盛頓共識”。

他指出：“華盛頓竭力向其他國家鼓吹的經濟政策可以總結為三點：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外向型經濟和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然而，“華盛頓的絕大多數技術官僚都認為：美國并沒有成功地實踐它所鼓吹的這些政策，這不僅不利于己，也在其他國家產生了不良影響”。他同時還指出：“現在我們還難以判斷，是否美國目前鼓吹的政策改革能解決拉美國家經濟面臨的所有關鍵問題。”（威廉姆森，2005）

“華盛頓共識”是向發展中國家推薦的政策組合，考慮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發展階段上的巨大差異，類似政策的提出本應更多地參照發達國家在其過去歷史中的成功經驗，而不是當下的政策實踐，然而，“華盛頓共識”恰恰缺乏這種歷史和制度的面向，它刻意回避了發達國家在其早期發展階段奉行的政策，對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依照我們所說的去做，而非依照我們實際所做的去做”的虛偽態度（張夏準，2009）。

“華盛頓共識”作為一種政策范式，具有針對不同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兼容—排斥效應，這指的是，它一方面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另一方面則對其他經濟學懷有深刻的敵意。正如Williamson（1990）指出的：華盛頓各方圍繞其政策清單的確有一種一致的看法，即所有這些政策都源于主流經濟學的經典理論；與此同時，沒有任何發展經濟學文獻所提倡的思想—諸如大推進、平衡或非平衡增長、剩余勞動，甚至兩缺口模型—在推動“華盛頓共識”的形成中起到了實質性作用，“華盛頓共識”完全排除了發展經濟學文獻。

在這種兼容—排斥效應里，存在著福柯所指認的權力—知識關系：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作為一種政策范式背后的經濟學知識體系，支撐了“華盛頓”各種機構，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等等的權力；另一方面，權力選擇并傳播它所偏愛的知識體系，使這些知識得以用于塑造并改變現實。

讓我們再回到諾頓的問題上來。他對“北京共識”的質疑之所以是片面的，就在于他將“北京共識”（抑或中國經濟學知識體系）是否形成的標準，僅僅歸于其“解釋力”。他忽略了問題的關鍵在于，一種經濟學知識體系能否與特定權力結構形成前述匹配關系。“華盛頓共識”之所以是“共識”，并非單純植根于對現實的解釋力，而在于“華盛頓”曾握有的在諸多發展中國家推行相關政策的權力。^[21]諾頓本人其實也無意間表達了這一規律，如他所說的：“在全球舞臺上，尚不存在代表北京經濟學家觀點的重要機構。”(Naughton,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