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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政治—歷史哲學發端于毛澤東，他在批判地反思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提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這一基本矛盾中，生產關系或上層建筑，構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意味著，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

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在方法論上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先河。^[12]以這種政治—歷史哲學為背景，鄧小平（1994：311）在改革伊始宣布：“革命是要搞階級斗爭，但革命不只是搞階級斗爭。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他進而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1993：113—114）類似地，習近平（2014a：86）也強調：“改革開放是我們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也是我們黨最鮮明的旗幟。”習近平（2014b：67—69）還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與這種觀念相適應，是在改革之初形成了有關市場和國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的一般性看法，如鄧小平（1993：373）最初提出的：“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這種圖景的指引下，改革開放的實踐開啟了一個將建構理性和自發演化融于一爐的制度變遷過程，同時也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這一制度變遷過程的自我意識，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不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制度變遷的歷史頂點，而是將市場和國家的協同演化作為制度變遷的根本特征，并將這種持續的制度變遷看作通向未來社會的過渡階段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規律。

這樣一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預先注定是一個對實踐開放的知識體系，它濫觴于一種改造世界的世界觀，沒有將任何既有理論作為教條來對待。如果以一些形式化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似乎顯得較為粗糙，但它是對未來開放的，因而有著勃勃的生機。相形之下，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在形式上顯得更為精致，卻是歷史終結論的一根支柱。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傳播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嚴格講來是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知識體系中形成了一種至少是實質意義上的霸權。

美國學者史蒂夫·科恩（Steve Cohn）曾經總結了新古典經濟學在我國改革初期普遍受到歡迎的九點理由：（1）中國經濟中一些遺留的慢性病要求引入新的分析方法；（2）西方經濟學家被認為在處理市場經濟方面具有更好的專業知識，中國知識分子也渴望與西方經濟學家一樣參與國際性經濟學探討；（3）在1949年前曾在西方接受過經濟學訓練的老一輩經濟學家渴望能與西方同仁重建學術聯系；（4）民眾對價格和利潤等市場術語更為熟悉；（5）新古典經濟學借用數學形式包裝自己，使自己外表上顯得更為科學；（6）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和學生渴望去美國學習，或者在外企工作；（7）接受新古典經濟學的教育被外資企業視作價值觀上不再抑制商業的標志；（8）“文化大革命”造成馬克思主義的聲譽嚴重下降；（9）新古典經濟學的親市場思想迎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經濟學知識的生產和治理了中國共產黨內市場化的擁護者（科恩，2017a）。

這些因素可以進一步分類，歸納為以下幾方面理由：其一，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崛起，科恩的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九個理由均與此相關；其二，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和意識形態的衰落，如科恩提到的第一和第八個因素；其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主義外表，這是第五個因素；其四，一些在中西方之間促進經濟學交流的因素，如科恩在此提及的第三個因素。

不過，這里提及的還是較為膚淺的、偶然的人際關系的因素，正如后文將提及的，科恩還對促進中西方交流的更為深層的制度因素做了分析，正是這些制度因素體現了新古典經濟學在全球知識生產中的霸權。

重要的是，新古典經濟學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改革后的中國不僅是作為專業知識傳播的，它還是一種世界觀的核心。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接納同時也引入了一種新的真理體制，后者描繪了經濟現實所應趨向的未來形象。汪暉曾就新古典經濟學作為世界觀的意義做了如下闡述：“今天······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學科是新古典經濟學。這是在90年代的發展。在80年代，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家······仍在計劃經濟中接受訓練。他們已經從西方學到了一些東西，但他們完全處在共產主義的體系中，并且一旦開放政策宣告成立，完全能夠適應和改造它。

有些更為激進的經濟學家，··致力于在中國引入純自由市場理論，但它們對國家來說并不十分有用，幾乎沒有影響。但是在1990年以后，哈耶克的思想獲得了真正的優勢。今天經濟學—在中國，最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已經獲得了道德的力量。自由放任的原理形成了一種行為準則······沒有行為者能夠違反。所以目前的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技術性學科，和其前身一樣：它也是一個必要的世界觀。”（Wang，2003：77—78）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傳播和霸權形成過程中，一系列制度因素，尤其是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國家美國相關聯的制度因素，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科恩追溯了這方面的歷史，提供了一些重要背景和材料。

科恩（2017a）寫道：“如同早期的西方傳教士一樣，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 和幾個西方基金會希望與中國的同仁分享他們對真理的認識，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機構也相似地希望與中國決策者共用同一種表達話語，西方政府和國外投資者希望在中國發展一種能與他們對互惠互利的觀念相適應的經濟學理論。盡管這些國外影響都是被國外利益所驅動，它們中的大部分還是受到了中國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