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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原因導致中美兩國行業集中度上升對應不同的要素分配格局？我認為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前面提到的需求端的規模經濟或者說網絡效應，中國人口數量大、人口密度高，使得數字經濟時代的網絡效應帶來的規模經濟大，可以說人口總體規模是數字經濟時代新的紅利。中國大城市數量多、人口密度高、網絡效應大，比如在中國送外賣有規模效應，而在美國送外賣的收益和成本難以匹配（圖16）。為什么過去做不到，現在做到？是因為數字技術。比如閃送，可以通過大數據實時跟蹤信息，提高快遞員的效率。

從供給端來講，中美兩國的風險資本可以流動，但勞動力不能流動。美國勞動力成本貴，投資更多是替代勞動力的模式；中國勞動力成本低，投向更多是與勞動力互補的模式。傳統理論認為，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化，勞動者工資是降低的。很多人用這個解釋為何發達國家貧富差距擴大。但數字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似乎對這樣的經驗關系提出挑戰，勞動者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報酬是上升的，這是因為數字技術使得同一個勞動者在一段時間內服務的客戶增加。由此帶來的勞動報酬上升，必然吸引更多的勞動力轉向新經濟模式，傳統行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本回報率下降。

總結來看，中美兩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差別，主要在于人口密度和勞動力成本，這使得技術進步在美國更多是勞動替代型，在中國更多是勞動互補型（圖17）。美國一些被替代的工作是常規的制造業流水線，中國更多是非常規工作，比如外賣、快遞、送貨員、專車司機等。中國的平臺經濟的數量在全球第一位，根據2015年的統計，10億美元以上估值的全球平臺，175個中有64個來自中國。

四、數字經濟的宏觀含義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就數字經濟的宏觀含義，包括對當下經濟形勢的影響做一些方向性的勾勒和判斷。

· GDP增長是否“保6”不是關鍵

數字經濟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推斷。就經濟增長來講，機器替代人有助減緩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影響，但現階段在中國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替代彈性比美國要低，勞動生產率提升不僅靠傳統的有形資本深化(機器替代人)，更重要的是無形資產比如平臺模式提高勞動力的產出效率。

當前對中國經濟增速的走勢爭議較大，一個自然的問題是數字經濟的發展能不能抵消影響經濟的其他因素比如人口老齡化和金融周期下行（去杠桿和房地產收縮）的影響？我自己的判斷應該難以完全抵消，老齡人口的創新能力下降，數字經濟也難以改變老齡化帶來的需求疲弱。但另一方面，忽略數字經濟，只看傳統的人口和有形資本顯然會過度悲觀。

數字經濟的另一個含義是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的準確性下降，無形資產投資（理論上講是投資的一部分）的重要性上升，但其統計和估算還沒有形成體系和規范。另外，GDP統計的是貨幣化或者近似貨幣化的經濟活動，在數字經濟時代作為衡量我們福利改進的指標更不靠譜了。舉個例子，GDP統計不包括自己做的飯，變成外賣就包括在GDP里了，一頓飯還是一頓飯，GDP增加了，但另一方面，零邊際成本使得數據和信息服務有相當一部分是免費的，改善我們的生活，但沒有包括在GDP里。

總結來講，GDP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在數字經濟時代我們需要建立新的指標體系。就當前來講，爭論GDP增長是否應該“保6”意義不大，數字經濟時代傳統的GDP的重要性下降，我們更應該關注就業、教育、醫療保障、研發投入等直接反映民生和經濟發展潛力的指標。

· 中國利率降到零不會那么快

近期央行行長易綱提出要珍惜正常的貨幣政策空間，央行前行長周小川也指出要避免中國的利率快速降到零。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快，加上債務和貧富差距問題，一個自然的擔心是中國會不會步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后塵，低通脹伴隨低利率，甚至進入零利率時代，這個速度有多快。技術進步尤其數字經濟的發展提升效率、增加有效供給，是全球低通脹的貢獻因素之一，帶來利率下行壓力。

數字經濟在中國偏向勞動，在美國偏向資本，中國的供給過剩問題應該比美國要輕，CPI通脹不會像單純從人口、金融周期角度判斷的下降那么快。從過去幾年看，中國的勞動報酬占比上升伴隨著CPI/PPI上升，美國的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伴隨的是CPI相對價格下降 （圖18-19）。這也體現在中國的收入差距縮小、財富差距擴大，創新帶來部分資本回報上升和勞動者收入上升，而美國的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同時擴大（圖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