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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年來，中國崛起以及由此引發的中美競爭日益成為整個世界關注的焦點，而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貿易和產業鏈分布的影響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競爭。學界的相關討論普遍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其一，對未來全球格局的判斷圍繞“逆全球化”與“再全球化”展開，與此相關的是對中美關系“脫鉤”與“再掛鉤”的爭論。悲觀主義者注意到了“逆全球化”的趨勢，將中美“脫鉤”看作“逆全球化”的例證；而樂觀主義者看到中國推動全球化的努力，從中美在氣候甚至經貿領域的可能合作中看到了推動兩國“再掛鉤”的發展趨勢。其二，就是對中美競爭性質的判斷，一種觀點認為中美之間已經進入“新冷戰”，而另一種觀點認為中美并非陷入“新冷戰”，而是處于“熱和平”之中。

無論是關于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判斷，還是對中美是否脫鉤或進入“新冷戰”的爭論，實際上都是基于對客觀歷史現象的觀察和分析所作出的判斷，結論不同既是由于選擇關注的現象片段不同，也是由于對歷史進程的主觀期待有所不同。就像杯子中有一半的水，有人會將其描述為“半杯水”，有人則描述為“半空杯”，面對同樣的客觀歷史現象，結論不同是基于觀察視角和主觀期待不同。

悲觀主義者看到了中美競爭和逆全球化的一面，從而提醒國人不要抱有幻想，應當扎扎實實做好應對準備；而樂觀主義者看到中美合作和全球化不可逆轉的一面，從而期望努力推動中美合作，避免陷入“自我實現的預言”。可以說，這些不同的判斷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策建議莫過于“做好最壞打算，爭取最好結果”，這種政治常識原本就是基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對于當下競爭與合作并存的中美關系，這種理論分析和政策建議無疑具有積極的效果。

然而，如果我們試圖擺脫經驗主義，從歷史經驗的表象深入對歷史發展內在邏輯的把握，就必須借助哲學思考來把握歷史發展的主要矛盾及其變化規律。這就意味著要擺脫對歷史發展無論是悲觀還是樂觀的主觀幻想或熱切期待，以一種客觀冷靜的科學態度來把握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及其推動的發展趨勢，并將歷史主體的行動置于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中來理解。這也意味著我們對歷史發展的理解必須從對經驗現象的描述和粗淺判斷，上升到理論層面的思考，并尋求相應的分析工具。比如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制度主義、建構主義及其各種理論變種，就是基于對人性的哲學思考及對歷史主體與歷史進程相互關系的把握，上述對中美關系及其未來走向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是以這些理論作為支撐的。

然而，這些理論將“國家”想象為一個獨立的決策主體，將中美關系作為“大國關系”來思考，而忽略人類文明史很大程度上是帝國擴張與爭霸史，現代西方主權國家形態其實也是在帝國背景下誕生的，并將自身建構為殖民帝國或新型帝國主義。從更大的背景看，人類文明史乃是從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的歷史。因此，中美關系就不能被理解為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而是中國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與美國所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之間的關系。無論是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還是拜登政府組織的“民主峰會”，實際上都是這種世界帝國形態的集中展現。

如果說美蘇冷戰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世界帝國體系之間的競爭，從而使得這種競爭呈現出“脫鉤”的趨勢，那么后冷戰以來，美國全面開展“新羅馬帝國”建設，建立起了世界帝國體系。這就意味著不同的地理空間和不同歷史傳統形成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秩序日趨終結，基于歷史終結意識形態和普世文明基礎上的世界帝國秩序趨于完成。改革開放的中國正是伴隨著冷戰結束而全面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秩序中。

由此，中國崛起引發的全球主要矛盾就不是當年美國與蘇聯兩種不同意識形態建構的世界帝國形態所展開的冷戰競爭，而是面對西方世界幾百年來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中國究竟是將自己改造為世界帝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世界帝國的“遠東之錨”（布熱津斯基語），還是保持自身的政治自主性、文明自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發展道路的自主性，在聯合國的全球民主體制下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中國崛起是全盤接受西方文明治下的“普世文明”，還是推動中華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從而推動“文明復興”，并在文明復興的背景下與其他文明展開“文明對話”？前者涉及對全球政治秩序的思考，后者涉及對人類文明秩序的理解。

隨著中美關系經歷“關鍵十年”，兩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明顯。目前，這種結構性矛盾的沖突又因為全球疫情的蔓延而日益加劇，以至于中美關系進入有可能引發全面沖突甚至戰爭風險的“危險十年”。盡管如此，中美競爭并不是簡單的老牌強國與新興強國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競爭，而是圍繞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走向展開的競爭。由于這種競爭是在后冷戰以來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基礎上展開的，雙方共享全球化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系，這種競爭就會不同于美蘇競爭的全面脫鉤，而必然在市場經濟表層的商業貿易領域和文化中存在著彼此流動與合作甚至“再掛鉤”的可能。

然而，在全球市場體系的深層，也就是科技發展、產業鏈和金融等領域，又必然存在激烈的競爭乃至“脫鉤”趨勢。這種市場經濟深層的競爭必然會轉化為政治領域的競爭，由此，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實際上變成了圍繞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主導權展開的全方位競爭。究竟是美國以世界帝國的形態獨霸和控制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從而使全球南北鴻溝越來越大，還是中國基于“天下一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全球共同發展，共享繁榮，這無疑是未來全球格局和全球治理面臨的抉擇。

大時代必然需要大理論。面對今天的中美競爭及全球大變局，我們思考這個世界的理論工具就不能局限于16世紀以來西方圍繞主權國家所建構起來的理論，尤其是政治法律理論，而必須重新恢復帝國的理論視野，考察人類歷史上帝國的演變，世界帝國的起源及其所奠定的秩序，而世界帝國的形成深刻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演化進程，唯有以從古典文明向現代文明演化的視角才能理解世界帝國治理面臨的困境以及人類文明未來的發展走向。

政治問題的背后乃是哲學，人類行為的背后乃是“天意”。思考中美關系不能滿足于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中流行的分析工具，而必須上升到哲學層面來思考“帝國”與“文明”這些影響世界歷史發展走向的宏大主題。本文試圖從“文明”和“帝國”的視角入手，基于對世界歷史“雙向運動”的理論考察，探討“普世文明”與“世界帝國”的歷史起源，回應西方學術界和戰略界圍繞“歷史終結”和“文明沖突”問題展開的爭論，并在此基礎上思考全球秩序和人類文明的未來。

▍“歷史終結”：世界帝國的政治終結

在世紀之交，人們普遍認為最能把握時代精神的莫過于福山在1989年發表的“歷史終結”演講。在隨后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一書中，他系統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即自由民主體制盡管在現實中遇到各種挑戰，但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自由民主的理想則已盡善盡美”。

這本著作既是后冷戰來臨之際對全球政治歷史現實的思考，也是西方思想界內部對話的產物。他要對話的或者要批判的理論，除了作為對手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各種理論（如依附理論等），還有種種對自由民主提出批評的理論，包括從兩次世界大戰出發對現代化理論及其背后進步主義內核的反思與批判。這些理論挑戰都指向一個問題：“究竟自由民主是全人類的普遍熱望，抑或他們早先的自信只不過是自己種族中心主義的反映”？這本書試圖從政治哲學的視角為自由民主進行徹底的辯護。

在福山看來，任何政府都必須面臨正當性的挑戰，而在回應“一個人為什么可以統治別人”這個問題時，他認為，與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及各種宗教神權思想相比，自由民主乃是人類歷史上能夠發現的最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因為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因此，“如果我們現在無力想象一個與我們自己身處其中的世界本質上不同的世界，也找不到明確的或顯然的方式，來表明未來世界會對我們的當前秩序有一個根本的改善，那我們也就必須來考慮歷史本身可能走到了盡頭這樣的可能性了”。

“歷史終結”作為一個哲學概念，思考的是一個“大寫的歷史”，即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明曾經在不同的地理空間中按照自己的歷史傳統向前發展，當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文明崛起推動的全球化使得這些不同地理空間中的歷史軌道連接在一起，形成彼此互動的全球歷史的時候，就需要在哲學上探求一種面向全人類的“普遍歷史”（universal history）。也就是說，要在這種彼此分割，且人種、語言、文化、信仰完全不同的復雜歷史現象背后，找到一個指引人類生活未來發展方向的目標或意義模式，產生出一種真正的普遍主義哲學，由此來形成對全球普遍歷史的敘述。人類歷史唯有在這個終極目的下才可以獲得理解和終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