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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德國思想界將“文明”與“文化”兩個概念作了嚴格區分。“文明”指技巧和技術所代表的理性力量以及由此創造的物質世界，它意味著墮落的資本主義，商業欲望導致人性的墮落，而且是在機械化、理性化的進程中將人的生活工具化、手段化和非人化。“文化”則指價值觀念、理想和一種擺脫庸俗動物性的更為高級的思想藝術和道德情操，它意味著精神教養的升華，它意味著一種內在有機的充滿活力的生命，一種靈魂的完美自然呈現。

“文明”與“文化”的區分直接指向了新文明的兩個根基：技術理性根基和動物欲望根基。這對概念的建構針對從英美乃至法國發展起來的全球商業貿易和工業革命所開辟的新文明，將其看作非人化的技術專制和動物化的欲望宣泄，這顯然并非“文明”，恰恰代表著“野蠻”。而人之為人、超越于動物的關鍵，就在于人擁有更為高雅的“文化”，這種高雅的文化與優雅精致的語言、藝術情感世界和超越的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一句話，“文化”意味著人身上具有神性，這其實是一種“文化宗教”。

在經歷啟蒙主義的洗禮之后，浪漫主義思潮以一種新的方式復活了古老文明秩序中保留下來的“神-人-獸”秩序，從而將神性從宗教信仰轉移到文學藝術領域。正是在這種神性的指引下，德國保守主義致力于重新建構一個擁有精神性、神性的社會，一個擁有信仰和權威的有機社會，一個植根于傳統和大地從而培植出道德的社會，以此來對抗新文明的技術專制、導向虛無主義的理性化、物質享受的動物化、海洋流動的無根性所帶來的道德瓦解等等。

從拿破侖法國崛起到德國崛起，然后經過蘇聯崛起再到中國崛起，人類歷史上這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都是以針對英美海洋國家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及普世文明而展開的。盡管世界帝國的每一次擴張必然遭遇文明沖突，但每一次文明沖突都會推動世界帝國體系不斷提升和完善。在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中，世界帝國具有推進普世文明的內在機理。普世文明原本是一套技術化、理性化、抽象化、程序化的機械操作，“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世界帝國或普世文明的發展可以說與文明／野蠻的劃分沒有任何關系。它將體現于政治建構的公共領域與呈現人生意義的私人領域徹底分離，從而將帝國建構為抽空一切價值內容的、中立化的抽象裝置，并因此獲得了普遍主義的力量。

在這個意義上，宗教觀念和文化價值就變成私人領域的事物，呈現出多元主義的特征。然而，這種分離恰恰又為每一種宗教價值、文明觀念提供了控制世界帝國，控制這個抽象技術裝置的可能性。每一種政治力量或文明力量都嘗試駕馭世界帝國，從而為世界帝國賦予普世文明的“文明”色彩。在英美建構世界帝國的歷史進程中，新教始終作為一種價值為世界帝國賦予其“文明”意義，因此，每一次圍繞世界帝國展開的文明沖突又會變成與清教（在真正意義上）的文明沖突。

在這種“文明”與“政治”的內在關聯中，亨廷頓談的是文明，想的卻是政治，是著眼于政治而談論文明，從而將文明看作凝聚政治的力量。我們雖然談論的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但更需要著眼于人類文明。世界帝國及其未來命運實際上包含著人類應當如何對待科技理性力量的哲學思考，也包含著對宇宙秘密以及人之為人的意義的追問。面對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任何文明試圖駕馭世界帝國，就必須理解這個帝國運行的機理。理解世界帝國運行的目的，乃是通過技術和商業將人類逐漸凝聚為一個命運共同體，而地球終究是人類邁向整個宇宙的起點，人類必須作為一個文明整體面對更廣大的世界。因此，中美競爭不僅是一種政治競爭，更具有文明對話的意義，因為中國崛起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力量的崛起，更是一種古老文明的復興。

▍結論：“馬克思的幽靈們”與文明復興

1993年，在歷史終結論這種彌賽亞式的末世論如日中天之際，面對蘇聯解體所產生的巨大政治沖擊，來自世界各地的馬克思主義者召開了一次大會，討論“馬克思主義往何處去”。會上，哲學家德里達作了題為《馬克思的幽靈們》的發言，發言內容隨后以著作形式出版。這本書雖然是針對福山理論的，但它實際上試圖回答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普遍困惑：當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實踐瓦解之后，馬克思主義是不是依然有效？

其實類似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曾經以不同的方式出現：以色列被羅馬滅國，那么猶太教是不是依然有效？羅馬城被野蠻人攻破，基督教是不是依然有效？對于這些問題的一個普遍回答是：正是以色列滅國，羅馬帝國崩潰，才使得猶太教或基督教開始專注于整個心靈世界，不再關心受限于地理區域的“地上的國”，從而獲得了真正的普世主義。

在德里達看來，蘇聯解體對于馬克思主義而言，如同以色列滅國或羅馬帝國崩潰，正好將馬克思主義真正的批判“精神”從具體的制度構造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使之真正獲得了普世主義的力量，對資本主義的世界帝國構成了“精神”上的批判。由此，“共產主義”不再是一種需要建構的當下現實的制度，而是一種正在形成中的可能未來（也就是“幽靈”的含義），處在“仍在到來”（yet-to-come）的狀態中。由此，馬克思的幽靈們就可以隨時降臨人間，成為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力量。

然而，正如其晦澀、戲謔的文風一般，德里達等西方左派從政治左派轉向文化左派（“白左”）之后，喪失了介入現實政治的行動能力，而只能沉浸在語詞世界的游戲中，在文化思想領域批判和解構資本主義精神秩序。正因為缺乏政治實踐的現實感，他們也喪失了政治行動應有的分寸感，在解構資本主義精神秩序的過程中，不斷越過文明的邊界，解構一切人類文明秩序，從而將資本主義欲望社會的動物化趨勢推向極端，摧毀了人類文明必須堅守的基本道德底線，引發西方文化戰爭中的家庭問題、性別問題、犯罪問題、移民問題和種族問題等等。這些文化領域的左翼思潮徹底抹殺人與獸的界限，追求野獸式的自由和平等，恰恰與資本主義所伸張的自由平等的歷史終結論合流。

所以，西方文化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實際上是要將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理念發展到極端。可以說，今天的西方右派正在通過全球商業貿易市場化力量摧毀民族國家的主權邊界，而西方左派則將追求自由平等的欲望政治加以極端化，摧毀所有古老區域性文明帝國確立起來的文明邊界，這兩種力量共同推進了世界帝國體系的形成，正像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以不同的方式推動歷史終結一樣。因此，德里達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反抗，在某種意義上恰恰認可了歷史終結，認可了世界帝國已不可動搖地確立起來。他們認為不再需要列寧主義先鋒隊政黨的“總體性”反抗，轉而在后現代哲學的基礎上，強調碎片化的，隨時隨地的，精神文化領域的，呈現出逃逸風格的反抗。

正是這種政治行動能力的喪失，導致西方文化左派糾纏在一些具體的概念語詞或具體問題上，喪失了動員社會大眾、動員民族國家的能量，喪失了思考和建構文明秩序的能力，也喪失了對全球秩序重大議題的設置能力和思考能力。西方文化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解讀無疑是由于政治上的失敗。他們所發展出來的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幽靈，歸根結底是一種“失敗的哲學”，甚至失敗到喪失了使用“哲學”“理論”這些宏大概念的能力。

因此，要走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現實中的困境，就必須更換思維方式，開啟另一種哲學——“勝利的哲學”。然而，這種勝利的哲學不僅要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視角（而非“文化”視角）來理解馬克思主義，而且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動員人民大眾，通過把握政治實踐來修正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從而現實地分析政治實踐中的矛盾，并為矛盾的解決提供政治行動指南。

“勝利的哲學”需要在實踐中鍛造新的政治主體，這種政治主體不僅需要“領袖人格”，更重要的是需要鍛造人民的主體力量，而這種政治行動的主體必須有能力面對世界帝國行進中引發的文明沖突。由此，未來真正能夠成為政治主體力量的既非19世紀大工業時代操作機器的階級主體，也非資本主義發展到文化符號階段掌握科技和文化符號的中產階級文化主體，而是在漫長的文明沖突中，能夠駕馭并馴服世界帝國的文明主體。

盡管如此，德里達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們依然具有啟發意義，因為這個概念來自《共產黨宣言》開篇所說的在歐洲上空游蕩的共產主義的“幽靈”，而這個“幽靈”恰恰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獲得了其現實的肉身，其中不僅有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還有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將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用共產主義的“幽靈”全面激活了處于“停滯”和“沉睡”狀態的中國文明，使得中國文明逐漸擺脫區域性帝國的空間局限，擺脫農業時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局限，融入普遍歷史的塑造以及對世界帝國體系的形塑中，并從這種歷史實踐中獲得了一種普遍性的力量。中國崛起和中華文明的復興正是這種普遍性力量的展現。

然而，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幽靈”所激活的中國文明而言，“普遍性”絕非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發展出來的欲望社會的普遍性或動物化的叢林法則的普遍性，而是要在西方理性化歷史進程所推動的“明”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文”的問題，將“普世文明”所顛倒的文明與野蠻秩序重新正過來，從而把人類從世界帝國的野蠻秩序中拯救出來，重新為人類共同的世界秩序賦予文明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