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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邁向世界帝國

亨廷頓之所以能如此準確地預見后冷戰以來世界政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對人類歷史發展趨勢的洞見，即曾經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間中的多元主義的“歷史中的文明”必然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邁向一個“普世文明”或“單一文明”，在這個過程中，“普世文明”必然會與歷史上的多元文明之間產生沖突，政治沖突與文化宗教沖突剛好結合在一起。

如果說歷史終結論僅僅關注人類從多元歷史（多元文明）邁向普遍歷史（普世文明）的單向歷史進程，那么文明沖突論看到卻是歷史的雙向運動：在不同地理空間中形成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在邁向普遍歷史的競爭過程中，一方面會逐漸邁向普遍歷史（普世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出現反向的運動，即不同文明傳統展現出各種不同風格的反對普遍歷史和普世文明的運動。這種反向的運動以宗教沖突（中世紀的宗教戰爭）、民族沖突（19世紀的大國博弈）、階級沖突（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文明沖突（21世紀的全球政治）等形形色色的方式展現出來。

因此，從理論上看，“歷史終結”與“文明沖突”是相互矛盾的兩種哲學思考，然而在現實歷史之中，二者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恰恰是歷史終結的歷史趨勢引發了文明沖突，而文明沖突的結果無一例外都必然會推動邁向歷史終結的普遍歷史進程。在這個意義上，世界歷史始終呈現出一種“雙向運動”的基本特征，這恰恰展現了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筆者在這里提出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尤其受到波蘭尼（Karl Polanyi）關于經濟與社會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這個概念的啟發。波蘭尼認為，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運行要求建立一個與其相適應的“市場社會”，從而將每個人從其原來的社會共同體秩序中掙脫出來，讓整個社會共同體的運轉服從于市場經濟邏輯的支配。這個過程，他稱之為人從原來的社會關系中“脫嵌”。

然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進步必然帶來共同體的瓦解和社會的混亂，社會必將承受災難性后果，諸如貧困問題、階級不平等、道德淪喪及異化等等。在這種背景下，社會必然要奮起保護自己，通過民主方式來要求國家遏制市場經濟的擴張，這種“反向運動”實際上要求將市場經濟的發展重新“嵌套”在社會秩序中，使其成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波蘭尼用這種理論解釋歐洲歷史上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市場經濟力量的全面擴張到19世紀福利國家時代社會自我保護運動的“大轉型”，從中展現了市場擴張與社會自我保護這兩個相互矛盾的“雙重運動”。

然而，如果我們將波蘭尼的“雙重運動”概念作進一步的擴展，就可以將其看作人類普遍歷史形成過程中的基本機制。人類普遍歷史形成的最重要動力，恰恰來源于地理大發現以來全球貿易網絡的形成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力量推進人類文明邁向普遍歷史，然而必然帶來區域性的多元文明帝國對這種普遍歷史進程的反向運動，兩種“雙向運動”的相互交織，形成了歷史發展的波浪交替進程，最終推動了人類文明從傳統的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我們可以從這種“雙向運動”的邏輯入手，討論世界帝國的形成、演化和發展。

“帝國”概念充滿了爭議性。為了簡化，可以將“帝國”與目前主流社會科學塑造的“國家”概念對照起來加以考察。如果說“國家”強調的是國家內部在經濟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價值觀念乃至種族等方面的同質性，那么，“帝國”概念恰恰強調其內部的差異性和多元性。同質性國家往往是小的共同體，而差異性帝國往往是大的共同體，甚至是超大型的政治共同體。如果說國家可以通過社會契約的相互同意組織起來，甚至強調“民族國家”（nation-state），那么帝國內部的同意往往是基于征服獲得的“默許”或者由文明推廣獲得的認同。因此，與國家相比，帝國為了贏得“霸權”必須以更大的力量來爭取這種默許，以至于宗教所塑造的文化認同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帝國也因此成為文明秩序的締造者。

人們往往根據帝國獲得默許的方式將帝國區分為不同的類型，比如強調地理因素的“海洋帝國”“大陸帝國”和“草原帝國”等，強調經濟技術因素的“農業帝國”“商業帝國”“自由貿易的帝國”和“信息帝國”等，強調軍事暴力征服的“殖民帝國”，強調價值因素的“宗教帝國”（比如基督教帝國、伊斯蘭帝國）及“納粹帝國”“人權帝國”等等。當然，面對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格局，帝國必須具有持久的力量來塑造統一性。如果說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力量往往是在不斷變化中導致帝國的興衰，那么文化及宗教往往就成為塑造帝國的持久性力量，以至于帝國在政治上的興衰變遷和統一分裂實際上都要爭奪這種文化和宗教賦予的統一性力量。

從人類歷史來看，帝國政治的興衰變遷在地理空間上往往是圍繞“軸心時代”以來幾種核心教義所形成的龐大帝國而展開的。筆者試圖用“區域性文明帝國”這個概念來概括這種古典帝國的基本形態。“區域性”是強調盡管每個帝國都自詡為普遍主義的，但就全球的地理空間看，它們都是區域性的。這就意味每個帝國在聲張其普遍主義的時候——甚至為此展開生死搏斗，就像伊斯蘭帝國與基督教帝國幾千年來漫長的宗教戰爭那樣——都必須認識到自身具有的地方性特征，唯有如此，才能為全球文明的多元共存奠定基礎。亨廷頓所謂的“文明斷層線”實際上就是幾大區域性文明帝國的邊疆接觸地帶。而用“文明帝國”一詞，不僅是要像亨廷頓那樣強調文化價值（尤其是宗教）認同力量在凝聚帝國統一性中發揮的持久性力量，更重要的是希望提醒大家注意古今帝國形態的重大區別，即古典的帝國始終具有“文明”的文化教化功能，都希望將人從動物層面提升到更高的神的層面。然而，隨著現代帝國的興起，商業貿易、技術理性、軍事力量越來越成為凝聚帝國的主導性力量，從此帝國逐漸喪失了文明教化功能，并在去宗教化、去道德化的“除魔”過程中，推動了普遍歷史和普世帝國的建構進程。在這個意義上，亨廷頓所說的“普世文明”中的“文明”意涵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種涉及“文明”問題的古今帝國形態的重大變化是從地理大發現開始的。地理大發現讓基督教帝國突然獲得了廣大的自由領土，迅速增加了基督教帝國的財富積累，從而使得基督教帝國有能力加入東方世界（東亞貿易圈和南亞貿易圈）的經濟體系中，推動了全球商業貿易網絡的形成。這不僅凸顯了古典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在地理空間上的“區域性”局限，更重要的在于展現了一種在全球自由流動的“無邊疆”的隱蔽帝國，這種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恰恰構成了世界帝國的經濟基礎。

全球貿易網絡將區域性文明帝國的邊緣地帶以及在縫隙中建立起商業貿易的大城市連接起來，然后通過這些大城市將全球進一步連接為一個聯動的網絡。這些大城市就像一個個不斷擴散的據點，將帝國內部的財富、人口吸引到大城市，從而加入這個全球商業貿易的網絡，同時向帝國內部進行商品、觀念、文化、教育、知識的傳播和滲透。這個網絡打破了曾經被區域性文明帝國所控制和分割的貿易圈，將經濟基礎從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政治控制中逐漸解放、分離出來。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底部形成了一個似乎不受帝國控制的，自由流動、隱秘的全球商業世界。起初它像一股涓涓潛流，在帝國控制的縫隙中不斷流淌，慢慢地匯聚形成了難以阻擋的河流，而隨著貿易數量增加和貿易速度的加快，它就像奔騰不息的大河一般，不斷沖刷著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的經濟社會基礎，甚至顛覆了這些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政治結構，最終讓整個世界成為商業貿易的汪洋大海。而所有區域性文明帝國都變成了漂浮在世界貿易海洋之上的島嶼，必須適應這個世界貿易海洋的要求，即將區域性文明帝國的經濟社會基礎從傳統的農耕、游牧為主的熟人社會變成工商業為主的陌生人社會，變成城市主導的市民社會，變成個人主義的自由社會，變成人人平等的民主社會。

這個對區域性文明帝國底層的經濟和社會的改造過程，就是波蘭尼所說的“脫嵌”過程。因此，要準確理解波蘭尼的社會經濟分析，就必須將這種分析放在全球商業運行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脫嵌”從來不是只發生在某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的內部，而是一種普遍性的現象，就像瘟疫一樣在全球傳播蔓延。反過來，區域性文明帝國必然都會面臨如何抵制全球商業貿易網絡的侵蝕，并試圖將市場經濟重新納入區域性文明帝國控制之下的“再嵌入”過程。可以說，市場與社會之間圍繞“脫嵌”與“入嵌”的斗爭乃是商業貿易的全球帝國與區域性文明帝國之間最核心的斗爭。

如果我們注意到全球商業網絡是借助海洋上的航行運輸而形成的，那么就可以理解自由貿易、全球商業網絡等是與海洋聯系在一起的。而區域性文明帝國被局限在大陸地帶上，以至于圍繞全球商業貿易而展開的“脫嵌”與“入嵌”的社會經濟斗爭，全球商業所帶來的新文明與區域性文明帝國之間的“文明沖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斗爭，都往往表現為海洋品格與大陸品格的斗爭。因此，在全球商業貿易網絡形成的過程中，羅馬與迦太基、大陸與海洋的斗爭始終充斥在歷史的想象中。正是在這個“雙向運動”中，我們才能理解全球商業貿易興起并推動形成與此相適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文化，乃是推動歷史終結以及建構世界帝國的根本性力量。

▍欲望社會與理性化：世界帝國的形成

全球貿易網絡的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全球市場，這反過來刺激了財富的加速創造，由此推動科技革命、產業革命以及教育、文化和知識生產方式的整體性轉變，人類社會從農業時代的匱乏社會轉向工商業時代的豐腴社會，這也是一個不斷推動技術和知識更新的欲望社會。

2015年前兩位貿易伙伴空間分布圖

一旦日常消費品的重心從農業產品轉向工業產品，人類社會就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飛躍。因為人類對農業產品的消費是有限的，農業產品消費滿足的僅僅是人類的生存需要，山珍海味無論如何昂貴，最終仍受到存放條件的限制，需求總是有限的；而工業產品創造的消費卻是無限的，工業的發展將人類從滿足需要（needs）的匱乏社會中解放出來，從而進入一個不斷滿足欲望（wants）的豐腴社會。更重要的是，自然的需要總是有限的，而欲望卻是無限的，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商業的發展，人們會不斷創造出新的欲望。

現代社會就在滿足欲望和產生新的欲望之間翻新和發展，由此有了“進步”這樣一個概念。這樣的社會與幾千年匱乏社會所形成的不斷循環的“停滯”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工業社會將人從自然的需要中解放出來，將其拋入一個圍繞人的欲望而建立起來的全新社會系統中。我們可以把工業革命所塑造的現代社會稱為“欲望社會”，而個人欲望的多樣化必然以個人自由的方式展現出來，“自由社會”不過是“欲望社會”的一個更體面的表達方式。這個欲望體系首先是一個圍繞商業貿易、制造業和金融業發展起來的經濟體系，而這種經濟體系的自我發展又不斷為這個欲望社會塑造出其所需要的政治條件和文化條件。

這種社會大轉型從根本上瓦解了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整合所依賴的宗教和道德知識。圍繞自然宇宙的科學知識開始取代宗教知識，圍繞人的欲望展開的人文社會知識開始取代古老的道德知識。人類在古典時代之所以使用宗教和道德約束人類的欲望，或許是因為人類處在滿足需要的匱乏社會中。節儉自律、慷慨大方、團結互助實際上都是匱乏社會中的美德。而在豐腴社會中，分工協作、遵守契約和法律就成了新的美德。

西方人文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將知識和思想體系建立在人的欲望這個基礎上，并基于對人的欲望的滿足來建構全新的秩序。如果說自然科學規律是通過理性發現的，那么對人的欲望的認識以及對欲望的滿足也應當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通過科學理性主義達致自由主義就成為現代欲望社會的新神學。我們所熟知的種種現代理論試圖從各種方面闡釋這個新興的欲望社會并為其奠定正當性基礎。啟蒙思想家對人性的系統闡釋，無論是關于分工和交換的自由貿易理論，還是關于社會契約的國家建構理論，無論是對普遍歷史的思考，還是對歷史終結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對欲望和自由的滿足的基礎上。

同樣，社會理論家劃分傳統與現代社會而由此提出的種種理論——實證科學、資本主義、理性化和現代化等等，試圖從不同的層面來思考如何建構一個能夠不斷滿足人的欲望的新社會。波蘭尼所說的“脫嵌”，實際上就是強調伸張欲望的現代社會與遏制欲望的傳統社會的斷裂，將每個人從傳統社會秩序中解脫出來，編織在欲望社會的體系中，導致傳統道德淪喪及各種社會性災難；而所謂“入嵌”，就是希望將欲望社會重新建立在傳統社會的道德根基上，盡可能對欲望和自由有所約束，從而緩和傳統與現代斷裂所帶來的震蕩，實現社會的穩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