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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社會的興起，從知識根基上摧毀了區域性文明帝國，帝國整合所需要的宗教知識和道德知識已不適用于商業社會。更重要的是，區域性文明帝國圍繞宗教知識和道德知識而形成的僧侶集團、教士集團和文人集團，始終是欲望社會擴張的障礙。因此，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圍繞兩種知識以及生產這兩種知識的知識群體的斗爭而展開，西方歷史學者所說的“書與書的戰爭”實際上就是世界歷史雙向運動的生動表現。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興起、工業革命和民主化運動，每一次運動都是新的科學理性知識與舊的宗教道德知識的搏斗，也是新的社會精英與舊的社會精英的搏斗。

全球商業貿易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知識傳播是從海洋上而來，并通過處于區域性文明帝國邊緣的口岸大城市對帝國內部形成包圍、滲透和蠶食，在由此所引發的知識、價值和文化觀念的論戰中，“洋派”“海派”“西化派”與“鄉土派”“本土派”之間，“革新派”“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爭論成為世界帝國推進過程中的普遍現象。正是在這些論戰中，“口岸知識分子”或“留洋知識分子”開始崛起，他們與口岸大城市的商業精英一起推動了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文明革新運動，由此城鄉二元對立也就成為這些區域性文明帝國面臨的普遍問題。

全球商業網絡的形成推動了全球財富的加速流轉，引發了關于控制、爭奪財富的斗爭，這不僅導致帝國爭霸戰爭的理性化和常態化，更重要的是推動了治理的理性化。面對全球財富以及由此而來的市場社會，一種全新的治理理念、技術和制度興起，金融、法治乃至“主義”（意識形態）之類的抽象化技術成為控制全球財富流轉的現代治理術。戰爭的理性化與治理的理性化共同推動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轉向民族國家體系和現代帝國體系。事實上，地理大發現原本就起源于圍繞著對財富流轉的控制而展開的帝國競爭（文明沖突）。

隨著全球商業網絡的形成，如何控制全球財富就成為帝國競爭的核心主題。最終，擁有最大暴力的強國就可以通過控制全球貿易獲得財富，而擁有財富就能夠支撐起更大的戰爭從而獲得更大的權力。在這種爭奪戰中，每一次戰爭其實都是世界歷史雙向運動的一部分，一個帝國的失敗意味著另一個更大帝國的崛起，直至世界帝國的形成。

這種長期混亂的戰爭一方面推動了軍事技術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另一方面也推動了有利于富國強兵的新興政治組織的出現，這就是從歐洲文明帝國中率先蛻變出來的主權國家形態。歐洲崛起的秘密就在于在戰爭、金融和工業之間形成了相互促進的關系，從而可將主權國家理解為一種“財政-軍事型國家”。正是這種戰爭能力讓歐洲不斷掠奪殖民地財富并控制了全球貿易，而且后來通過工業革命的升級，將東方區域性文明帝國變成了歐洲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爭奪全球財富的戰爭不斷推動歐洲主權國家的理性化。

事實上，“理性化”的過程本身就是基于對全球商業貿易、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興起的思考，它首先體現了一種控制財富、創造財富、獲取財富的能力。馬克斯·韋伯將“理性化”置于整個“除魔世界”中來理解。這里所謂的“魔”是指整個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宗教或道德力量，理性化的“除魔”意味著用一套科學理性的計算的力量來取代宗教的、道德的、巫術的神秘力量，實際上就是用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權力”來取代在區域性文明帝國中依然流行的“信仰就是權力”。

因此，“理性化”將崛起中的整個新歐洲推舉到一個超越所有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更高維度中，從而用理性力量來把握整個宇宙，面對更廣闊的未來而俯瞰整個地球，以至于這些區域性文明帝國雖然擁有超大型的廣袤領土，但在歐洲至上而下的全球視野中，已經成為落后于時代的地方性存在和歷史性存在。古老文明帝國的財富是局部的，而新興歐洲的財富卻是全球的；古老帝國的財富局限于土地上的物產這些具體的財富，而新興歐洲卻擁有貨幣和匯票這樣的抽象財富；更重要的是，新興的歐洲資本家可以通過貨幣和匯票名正言順地竊取君主們擁有的財富，可以通過貿易把君主的財富變成自己的財富，不依賴土地就能創造出遠遠超過土地物產的財富。一句話，古老文明帝國的財富是有限的，而新興歐洲的財富卻是無限的。

馬里的印加農業遺址（圖源：BBC）

這種財富生產方式的出現從根本上瓦解了古老的文明帝國。孟德斯鳩曾經驚嘆，君主們雖然控制著土地和物產，可是他們不懂得匯票技術，不知道通過匯票可以將他們擁有的財富偷偷流轉到其控制的地域之外。由此，他洞見到東方超大型帝國已無法適應全球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只有英國那樣的政體才能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英國政體之所以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在于一方面雖然約束了君主為封建榮耀和宗教信仰等非理性因素發動的戰爭，卻開啟了市場經濟中每日每時每刻的經濟戰爭，過去在馬背上征服世界的精英今天紛紛進入了商學院和法學院；另一方面戰爭從宗教戰爭、王朝戰爭轉向了理性化的“有限戰爭”，“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實際上說的是國家商業利益的延伸。戰爭的理性化也導致戰爭成為綜合國力的較量，科技、教育、文化、國民素質等等無不成為戰爭的籌碼。由此，歷史上的宗教戰爭變成了爭奪全球市場的戰爭。

正是在這種戰爭中，殖民帝國這種新型的帝國形態出現了。建立殖民地也是古代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常見之舉，在區域性文明帝國中，帝國一旦征服某一區域，就會將其納入帝國的統一治理，甚至通過種族、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同化，將不同的民族熔于一爐。然而，新型殖民帝國不同于古代文明帝國的地方就在于殖民帝國始終采取主權國家內核與外圍殖民地在種族、制度和文化上的截然劃分，正是在這種主權國家與殖民帝國一體兩面的帝國模式中，主權國家長期將殖民地置于工業產業鏈分工體系的末端，使之始終處于宗主國的原材料供應地和產品傾銷地的位置上。現代帝國在政治上雖然維持著主權國家的面目，卻通過控制全球資本、知識產權、高端產業鏈和貿易實現全球統治，并由此形成一個具有穩定的“中心-邊緣”結構的現代世界體系。

從區域性文明帝國向世界帝國邁進的歷史來看，控制世界的范圍越廣大、越復雜，就越需要一種抽象控制來取代具體控制。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控制方式是通過宗教教義，而現代帝國的控制方式乃是通過金融和法律這種抽象化的經濟支配和政治支配的技藝。正是著眼于全球范圍內經濟活動的互動，布羅代爾從空間的局部性到全球性，從經濟生活的具體形態到抽象形態，將經濟活動分成三個等級層次：“物質生活”“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

其中，“資本主義”處在上層的統領地位，“一群有特權的群體從事著普通人一無所知的運作和計算”，并在這里上演著“最復雜的藝術”，這是進行金融交易和投資從而攫取最大利潤的壟斷世界。然而，這種控制經濟世界的金融力量一方面需要不斷發明復雜的交易技術來維持其對抽象知識的壟斷，另一方面也需要強大的政治力量為這種交易和貨幣價值提供信用擔保。因此，控制全球經濟的金融力量必須依附于一個能夠掌控全球政治局面的政治力量。哈維將此概括為資本積累邏輯和權力積累邏輯，這就意味著全球資本主義在空間上的擴張必然推動世界帝國秩序的建立。

因此，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尤其是商業貿易和金融流動的全球化，必然推動世界帝國的誕生。從歷史上看，1815年拿破侖帝國戰敗之后，英國成為公認的世界霸主。它在經濟上建立起金本位制的全球金融體系和全球自由貿易體制，而在政治上則通過“離岸平衡”的外交藝術，確立了英國在全球政治中的支配性地位。我們可以將其看作世界帝國的“1.0版本”，即“自由貿易的帝國”。二戰以來，美國按照“自由主義利維坦”的邏輯來建構新的世界帝國，特別是后冷戰以來，美國逐步建構起一個復雜的世界帝國體系，這是一個經濟上由科技-貿易-金融領域相互支撐形成的具有“中心-邊緣”格局的世界體系，政治上由軍事-聯盟-法律相互支撐形成的基于規則的霸權體系，文化上由新教-英語-人權相互支撐形成的歷史終結意識形態。這個世界帝國有多種名稱，比如我們熟知的“金融帝國”“人權帝國”“新羅馬帝國”等。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世界帝國的“2.0版本”。

▍文明沖突與文明終結：世界帝國與普世文明

如果說全球商業貿易、欲望社會及其治理的理性化推動了世界帝國的形成，那么世界帝國體系與亨廷頓所說的“普世文明”實際上是同一個事物的兩面。然而，這就帶來一個亨廷頓未曾澄清的混亂，即如何區分這種“普世文明”與其他古老的文明，它們在文化價值觀念上的區別究竟是什么？如果說這種“普世文明”是一種現代文明，那么它和西方文明的關系是什么？如果說從傳統到現代是一個歷史時序中必然發生的文明轉型進程，那么文明沖突實際上是不同的區域性文明帝國轉型時在地理空間中展開的沖突和搏斗，以至于“現代化”與“西方化”糾纏在一起，就成為古老文明現代轉型所必須面臨的難題。

亨廷頓使用“文明”這個概念，就是為了強調文化價值觀念對人的行為的塑造作用。然而，全球地理空間中分布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差異，尤其是塑造文明價值形態的宗教之間的差異，足以表明文化價值觀念的展現形式是多元的，甚至具有主觀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幾大文明秩序都是軸心時代偉大思想塑造的產物。筆者之所以將古代的帝國概括為“文明帝國”，并非忽略商業貿易、軍事征服在古代帝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于突出強調這些軸心時代的偉大思想將人類秩序從野蠻的動物秩序（無論是暴力征服還是商業交換秩序）中拯救出來，從而進入人類文明秩序。

“文明”之“文”就是區別于“野”，區別于野獸的野蠻；“文明”之“明”就是區別于“昧”，在于強調通過學習理解世界，從而擺脫動物的蒙昧狀態。“文明帝國”這個概念突出區別于野蠻秩序，意味著必須用更高的維度來衡量人類文明，這就是各大文明中以宗教方式提供的共同尺度，即比人更完美的神的尺度。正是在“神-人-獸”的三維立體秩序中，古代文明帝國秩序將這種文明的理念貫穿在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中，從而建構起完整的秩序，推動人類從野蠻狀態邁向更為完美的神的秩序，將人類生活和人的靈魂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古典區域性文明帝國在文明品格上都具有“彼岸性”，都將世俗生活看作通往未來更好的神性生活的階梯。

從文明向善的角度看，文明之間僅僅具有差異，不應該存在沖突，反而這種差異的對照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可能性，反思自己的文明體系中通往神性生活的途徑是否更好，而這種反思、比較和學習能夠促進各大文明不斷揚棄文明的外在形式，從而開辟更好地通往神性生活的大道。在這個意義上，“文明”之“明”恰恰強調文明本身必然是反思性的、開放性的，并會隨著時勢不斷發展變化，任何缺乏反思性的宗教獨斷論和嚴苛的律法體系都很容易塑造出一種扼殺反思的新的動物本能，讓人變成披上文化外衣的動物，完全被宗教和文化塑造的動物本能所左右，造成一種新的蒙昧。

我們在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中國古代“存天理滅人欲”的綱常信條、19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潮、20世紀70年代以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以及今天席卷全球的身份認同政治中，都能看到這種新的蒙昧狀態。因此，“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乃是全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共處之道。然而，一旦回到文明生長的“此岸性”，回到世俗的生活中，政治權力的支配問題就不可避免，宗教信條的獨斷和嚴苛律法的政治支配就會出現，基于政治權力爭奪所產生的文明沖突就在所難免。亨廷頓正是從國際政治關系出發，看到文化價值多元的文明問題如何變成了無須反思的認同問題，認同政治綁架了宗教和文明，從而將國際政治沖突轉化為文明沖突。人類生活在彼岸性與此岸性之間的張力恰恰構成了今天“文明對話”的應然與“文明沖突”的實然之間的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