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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問題意識或如此理解這個問題不是誅心，即便有人可能這樣認為。因為我不認為一位刑辯律師，以貌似學術的追求，從更大戰略層面，來追求他和律師界在刑事訴訟上的利益有什么不對。律師職業道德不但允許，甚至要求律師，以一切合法手段，為其當事人謀求利益。這些手段自然包括律師以學術討論的方式來影響司法的個案或整體的結果。法律也不要求律師坦誠自己學術討論的真正目的。如果你說這太“狡猾”了，那么，法律也不禁止狡猾。這是精明。

但也正因此，至少一部分法學人和法律人的問題意識應當包括，法律學術研究的社會后果推進的是何種利益，某個命題代表了誰的利益，并因此結論認為這是誰的問題。由于關心的是社會實踐的后果，社會格局的變化，因此說到底，這就不是“誅心”，不是猜測部分人的心思，而只是讓我們個人的思考更好地融入這個復雜的社會，也不是為了入世，而只因為“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大上階級的烙印。”（毛澤東，1991：283）

值得多說一句的是，這一點是經濟學研究的常識，但法學中，尤其在許多偏重純理論研究的中國學者中，容易淡忘，甚至毫無意識。

注意法律變動引發社會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并不都有強烈的政治意味。記得在一次講座中，我承認“疑罪從無”是司法的必要原則，但我也分析指出，這一原則在實踐層面并沒真的解決疑罪難題，而只是通過改變疑罪案件審理中相關各方的利害分配格局，把這個問題轉移了。犯罪嫌疑人、律師和檢法機關都因此不同程度獲益了，但犯罪受害人，并往往是社會更底層的人常常因此嚴重受傷。

在公檢法三家中，從分析來看，法院獲益最大，警方收益很小，但支付的成本最高。這不是質疑疑罪從無。從全社會來看，從各國實踐來看，疑罪從無總體說來確實是最優選項。但即便如此，我們仍必須清楚意識到為這一社會整體的收益支付代價的常常是犯罪受害人——因為疑罪從無確實會令一部分罪犯逃脫了懲罰，或沒有受到足夠懲罰。疑罪從無其實只是一種決疑術，只是既定約束條件下的最佳選項，它并非法學的真理，解決了一切疑罪難題，可以終結并要求我們終結可能的努力。

只有當不是僅僅作為信條，而是深刻理解了這一信條背后的道理和利弊抉擇后，才不會簡單教條地用疑罪從無來應對復雜的現實問題，而在遵循這一原則之際，仍懂得這個原則只改變了利益格局分配，想到在這一利益格局改變中受損的犯罪受害人。注意，這種對法學知識不足的自覺和自省也是一種法律人和法學人應有的問題意識。

有了這種問題意識，在社會實踐中，法律人就有可能在一些個案中以各種手段彌補這種無可避免的遺憾。

這在當今，首先是借助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至少可能令一些原先的疑罪不再存疑。DNA檢驗就令許多在昔日只能定為疑罪的不再是今天的疑罪。甘肅白銀殺人案的偵破就是一個非常重大且有強大說服力的例證（唐愛琳等，2016：A16-17）。從中獲益的不僅是那些被謀害者的親人，也有警方和政府，是法治——即便檢方和法官可能因此工作量增加，并在這一特定意義上“有損”了。

二是理解中國歷史上“疑罪從輕”以及現代西方國家的其實與“疑罪從輕”高度類似的一些司法實踐，并汲取其中合理的操作經驗：即當沒有確實充分證據確保指控某一指控成功之際，檢法僅指控、認定并因此成功懲罰那些有足夠可靠證據支持的犯罪，不糾纏于所謂“正確的”指控和定罪。至少有時，這種看似罪名從輕的懲罰也得到了相應的懲罰效果，無論對于罪犯還是對于社會。

曾有學人提出一個設想的案例：同卵雙胞胎，一個搶了銀行，另一殺了人，由于基因完全相同，法院無法判斷各自犯了什么罪；疑罪從無，該學人論辯說，法院只能將兩人都釋放。波斯納回答說，都判搶劫罪的懲罰，他倆誰也別抱怨。搶劫的受到了公正懲罰，謀殺者受到了較輕懲罰（波斯納，2002:141）。

這也意味著，法學人的問題意識必須是實踐導向的，而不是玄思導向的。一個針尖上能站幾個天使，從思辨的經驗哲學來看，這個問題太有問題意識了，但這不是實踐者，行動者的問題意識。

講了很多，概括起來，要表達的只是：對于法律學人來說，僅僅從概念或理念層面思考遠不夠，必須從實踐層面以及可能的后果層面來思考，這才是務實的法律學術思考。只有這樣的問題意識，才是我認為的有實踐意味的問題意識，也不光是法學人的問題意識，而且會是真正要做事且能做成事的法律人的問題意識。換言之，有了這種深厚的問題意識，才有可能真正成為法律人或政治家，不只是法官，而且是能肩負歷史使命并充滿家國情懷的立法者。

（本文原發于《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