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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至少公文交流還是要盡可能排除草書，甚至行草。公文涉及的事務往往重大，很難容忍對文字或文字編碼，甚至標點，存有含混誤解，[19]有時甚至不容忍因辨認不清造成理解和行動的延誤，如對軍令或其他緊急情況的處置。這意味著，更個性化、更難辨認的草書，對于這個大國的治理，對于全面參與國家治理的文字共同體的許多成員，使用價值有限。最多也只能容忍容易辨識的行書。就我查看的清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的御批手跡，全都是行書；而他們處理的全部公文奏折，字雖不漂亮，卻全都是楷書。[20]現代例證則有蔣介石和毛澤東。我從互聯網上查看到的蔣介石題詞全是楷書，但他的公務批示全都是行書。毛澤東的電報文稿、批示，以及其他會向公眾發布的題詞，如“向雷鋒同志學習”，以及“我們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等，都用行書，因為這是關涉他人的公務活動。但在書寫自己或古人的詩詞時，毛澤東幾乎全用草書或行草。更抽象一點看，在全部現代公文中，上級常用行書批示和指示下級——也許是我孤陋寡聞——行書卻較少見于下級對上級的報告公文。

毛澤東于1953年2月21日登洛陽艦時的題詞

（圖片來源：“文旅中國”百家號）

回頭看，我們就會發現，也能理解所謂“天下三大行書”，不僅全是高官和政治文化精英的書寫，書寫的內容也都更多是出于個人情懷，因為遠離國政和公務，也更能為文人士大夫所理解、欣賞和分享。他們的可預期受眾是書寫者各自時空中那些熟悉行書的政治文化精英，而不是當時還無法預期的大人物如李世民，或是與書法“漸行漸遠漸無書”的前軍人如我。行書取代了篆隸楷等正體，也取代了狂草，成為在政治文化精英共同體中流通性最高的字體，不可能只是偶然，更不可能是因為“天下三大行書”的藝術成就。

“天下三大行書”以及其他重要行書書寫，無論是原作還是摹本、拓片，對文字書寫共同體建構的貢獻，并不只限于“書同文”。它們還共同規范了行書書寫的主題和內容：更多用于表達和交流個人情懷的書信、詩、詞和短文。它們，典型如王羲之的《蘭亭序》及諸多唐人的摹本，無意間或許還規范了書寫的整體布局，空間疏密關系，以及在非公文交流中被默許的率性，可容忍的錯漏和涂改。當然，這里仍然有限制，包括在這種書寫中，不能用楷書。我沒法設想顏真卿以楷書寫《祭侄文稿》，那實在太不倫不類了。因此，這種限制，換一個角度看，也就是一種解放或自由。但這才是更有效的規訓，這促使每個書寫者，自覺分清公私事務，自主選擇參照和戒律，自主規訓。

時間會把這種令人不知不覺的約定俗成轉化為美，轉化為“藝術”，轉換成書“法”。且不只有關行書。當界定了行書的實用邊界后，至少在當時，也就界定了正體和草書的相應邊界。當然，長遠來看，邊界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供人們不斷侵蝕和修改，讓后人創造新的習以為常。從漢字演化的進程來看，在眾多字體中，從來是廣義的行書挺身而出，勇于擔當，然后以后有來者的身份，一再取代了其前輩正體。[21]

五

這也有助于理解，文字書寫在現當代的變化，就發生在我的身邊。

我上小學時，社會上用鋼筆的人逐漸增多，但不少老派知識人仍習慣用毛筆。小學生用鉛筆，便于使用橡皮隨時修改錯字；至少要到三年級才用鋼筆。鋼筆價格頗貴，最普通的“新農村”銥金筆，售價也相當于當時一個人一個月伙食費的十分之一。許多三年級小學生起初還用不起鋼筆，只能用蘸水筆——類似歐洲昔日的鵝毛筆。一些愛炫耀的初中、高中生則會在自己上衣前胸口袋上插上鋼筆，甚至多支，其功能或如今天的名牌“教練包”，招搖和炫耀的不僅是自己的知識和社會地位，還有自己的家境。那時沒有硬筆書法。

隨著教育日益普及，尤其是“文革”期間中小學教育普及，文字書寫的社會意義不斷增強。伴隨著工業造紙數量增加，品質提高（鋼筆在傳統紙上書寫，會“洇水”），鋼筆日益流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借助既有的毛筆字楷書和行書傳統，尤其是相關的字形結構，出現了所謂硬筆書法。前前后后，流行了可能有20年。

但這注定是漢字功能性書寫的最后輝煌。硬筆書法興起10年后，計算機出現了。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發明，中文輸入法涌現。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計算機漢字輸入就從理論上消解了持續數千年的，因個體書寫引發的“書同文”難題。計算機漢字輸入日益置換了成年國人的手書，書寫的“書同文”功能消褪了。為承擔這一功能的那個漢字書寫共同體因此注定解構。一些書法愛好者努力將漢字書寫升華，以“藝術”之名延續其輝煌。但“書”猶在，卻無“法”了。計算機漢字輸入是最嚴格統一的執法。持續兩千多年的漢字書寫群體及這個共同體的制度功能均日漸萎縮。具有社會默契的一些書寫規矩（“法”）也壞了。不僅有了“丑書”——審美的分歧，更有2010年某省博物館建成，一反常態，摘名家草書字為館名，致使路人誤識“博物”為“情婦”。路人的即時慚愧成就了地主的持久尷尬。[22]

王永民在1983年8月發明五筆字型輸入法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網站）

真正的問題或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擺脫“書同文”的制度功能后，文字書寫的藝術性和感召力都看不出有所增加。由于手書的法／制度功能弱化，書法與廣大文字使用者的聯系進一步精簡，各體文字，甚至各式手寫體，都有了專門詞庫。手書的實用價值幾乎消失。“文革”結束后，從上到下成立了各級書法家協會，包括硬筆書法，但書寫者和書法的社會影響力日漸降低。不時會有書者，提著大桶墨汁，揮舞著掃帚般的巨筆，在大幅宣紙上，輾轉騰挪；也有不少老人，沾著清水，在大片水泥地上，一筆一劃，雖然稍縱即逝，也能自得其樂——正邁向更純粹的藝術，也邁向非物質文化遺產。

最后還得講兩句，有關“地方性知識”，與開頭呼應。知道有些具體知識是地方性的，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努力展示在當地哪些具體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約束條件下，這種知識發生了，對哪些人或什么人，以及對社會，分別有何潛藏或顯著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功用。學人應當能有條理且有說服力地展示，即便不全面，即便有偏頗，那也可能超越了地方性知識。

地方性知識并非搏命固守的城堡；它可以成為，也應當成為士兵出擊的前沿。

參考文獻、注釋

注釋：

[1]《日本東山魁夷畫選》，載《人民畫報》1978年第9期。

[2]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Press, 1983, p. 118.

[3]馮承素、虞世南、褚遂良：《蘭亭序三種》，上海書店1991年版。

[4]Michea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ress, 1984, pp. 76-100.

[5]何延之：《蘭亭記》，北大文化書法網，http://shufa.pku.edu.cn/dfsx/1358441.htm，2023年4月20日訪問。

[6]唐太宗離世前，向太子要求以王羲之的《蘭亭序》隨葬。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591頁。

[7]李世民在位期為公元627年—649年。四位臨摹者的生卒年分別為：歐陽詢，557年—641年；虞世南，558年—638年；褚遂良，596年—659年；馮承素，617年—672年。

[8]費孝通：《文字下鄉》，載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頁。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發展》，載《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10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頁；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載《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8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頁。陳夢家有同樣的發現，見陳夢家：《中國文字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23頁。

[10]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發展》，載《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10冊，第99頁。

[11]通說是秦朝蒙恬造筆，但《莊子·外篇·田子方》就曾提及作畫，“舔筆和墨”。1954年湖北考古出土了楚筆。亦可見陳夢家：《中國文字學》，第124頁。

[12]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217-219。韋伯從1909年開始撰寫《經濟與社會》，直至1920年去世前仍未完稿；該書于1921年首次整理出版。

[13]《睡虎地秦墓竹簡》，“行書”“內史雜”，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2頁。

[14]韋伯基于俾斯麥統一后僅60萬平方公里的德國，或基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已經形成的有統一文字的民族國家，談論基于公文的理性官僚政治。在其偉大著作《經濟與社會》中，韋伯居然完全不討論，甚或是不曾察覺，法理型官僚政治的展開必須有“書同文”這一前提條件。因馬丁·路德翻譯《圣經》而創造出來的德語，被韋伯視為給定。其實，在任何國家，尤其是中國這樣的疆域超大的政治體／國家，“書同文”需要創世紀那種類型的無中生有的偉大創造和演進。

[15]王慧文：《認出一個字，最高獎勵10萬元！》，載《人民政協報》2023年1月7日，第2版。

[16]吳洋：《大雅重光——出土簡帛〈詩經〉文獻綜述》，載《光明日報》2021年12月20日，第13版。

[17]程俊英（譯注）：《詩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225頁；瓊瑤（詞）、林家慶（曲）：《在水一方》。

[18]北宋宰相張商英酷愛草書，一次吟詩偶得佳句，提筆便龍飛鳳舞。侄兒抄錄時不認得，問他。看了很久，他也認不出自己寫的那個字。惠洪：《冷齋夜話》，載《全宋筆記》第2編第9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頁。

[19]中國現代革命史上就有過這種事故。譯電員把“一視同仁”譯為“有所區別”，引發原紅四方面軍干部的憤怒。查閱電報原稿后才得以澄清和平息。詳見秦忠（口述）、秦亞平（執筆）：《走出烽火硝煙：秦忠回憶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401頁；亦見《徐懋庸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120頁。

[2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真跡選》第1冊（康熙皇帝御批真跡）、第2冊（雍正皇帝御批真跡）、第3冊（乾隆皇帝御批真跡），北京：西苑出版社1995年版。

[21]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載《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第1—13頁。

[22]《郭沫若題“山東博物館”，字體被多次調侃，書法專家要求換匾》，搜狐網，https://cul.sohu.com/a/687247118_121703841，2023年6月28日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