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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片中，“孟曉駿”之所以再也聽不下去了，是因為他已經不再相信了。講臺上那位老教授戴著黑框眼鏡，孟自己也戴著一副“眼鏡”，無形但卻有色：美國是批不得的，或者說，任何批評，不過只是故意批判一番。請注意，孟在此時的認識論非常簡單：“老師，您去過美國嗎？您是從書本里看來的美國吧？”這就有意思了，耳聽為虛，眼見方為實，書本里的“百聞”不如親自去美國的“一見”。電影到這里，“王陽”還站出來，給了孟一記有力的聲援，“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趣的是，實踐論原本是為了解放思想的武器，現在反而成為打擊不同意見的工具。這時，孟和王兩人渾身上下充斥著年輕人的理直氣壯，完全忘記了他們也沒有去過美國。仔細追究，最能概括孟之認識論的，并不是“王陽”補刀的那句，而是另一句家喻戶曉的話：“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親口嘗一嘗。”

親口嘗一嘗梨子的滋味，某種意義上概括了過去40年國人認識美國的方法論。遠觀不行，從書本中讀“美國”如霧里看花，不排除有些書甚至有些教育只是洗腦；只有親自漂洋過海，才能看得真切，求得真經，獲得啟蒙。這些年我們讀過的美國書，以署名林達的美國三部曲為代表。這些書的作者筆下的文字之所以深深吸引并打動整整一代讀者，某一歷史階段甚至塑造了文化精英對美國的認識和想象，首先是因為他們是旅美作家。瞧，他們就在美國生活或讀書，因為人在美國，也就獲得了為我們講述美國夢的資質。

《中國合伙人》劇照

記得本世紀初讀大學高年級時，林達的美國三部曲成為我的案頭書，從《歷史深處的憂慮》到《總統是靠不住的》和《我也有一個夢想》，我對每一本都手不釋卷，幾乎讀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當年，林達的美國敘事對年輕學子影響深遠，大到可以指引研究方向的選擇——后來讀研究生時，我投身美國憲法而義無反顧，林達在三聯的三部曲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劑定心丸。那些年的讀者不是盲目的，閱讀本身就是個披沙揀金的過程，放在當時，林達的敘事確實有很多閃光點。但今天回頭看，真正讓林達走到時代之風口浪尖的，也是三部曲最大的賣點，奧秘在于林達系列的副標題“近距離看美國”。在這三本書中，作者為我們帶路美國，其鏡頭是移步換景的，但機位和焦距卻保持不變，所主打的就是一個字“近”，越近越好，直至講述者把自己同風景融為一體。

說起“近距離”取景，劉瑜也是深諳此道的寫作高手。她是政治學科班出身，但成功之道仍根自于同樣的手法。劉瑜一系列近距離看美國政治的報刊文結集出版時，整本書就叫做《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門道就在這“細節”中，真要看清楚“細節”，唯有“近距離”，在此意義上，林達和劉瑜都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就我個人的閱讀體驗而言，薛涌也是繞不過去的作者，他的美國寫作，大致流行于林達之后和劉瑜之前，在本世紀起首幾年，尤其圍繞著2004年小布什和克林頓的總統選戰。薛涌的寫作，尤其是他對“文化內戰”的討論，令人大開眼界，而他最后結集出版的書，同樣是在吆喝“美國政治筆記”或者“美國社會觀察筆記”。所謂“筆記”，自我定位就是一種發自現場的報道。

林達的“近距離”、薛涌的“觀察筆記”以及劉瑜的“細節”，這些講述美國的寫作，都貫徹了“孟曉駿”的方法論，他們終于奮斗到美國，終于親口嘗到了梨子的滋味。而他們的寫作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時間躋身國民閱讀的爆款行列，不僅取決于作品自身的品質，還要看時代的風口，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近距離”的寫作手法同當年國內讀者的“審美”觀是相得益彰的。為什么“近距離”的筆記體，或如林達的寫作手法所示范，那些來自大洋彼岸的信札，竟蘊含著打動一個時代的力量？就在于讀者相信“近距離”。這里存在著一個“審美”的定律：當年的讀者相信，觀察者同被觀察對象距離越近，則其下筆就越真實，因為聚焦后的顯微鏡頭，是容不得造假的。正因此，那些年占據我們書架的都是“近距離”作品，渴望捕捉生活的細節，抗拒鳥瞰鏡頭下的簡史或跨時段視野的大歷史寫作。在《民主的細節》一書中，劉瑜就是這樣自我介紹的：“全書中以講故事的形式，把‘美國的民主’這樣一個概念性的東西拆解成點點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在此意義上，旅美作家把他們的比較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現在就讓“我們”來告訴你們梨子這種水果的滋味吧。

大眾讀物要做到風靡一時，當然不可能脫離其據以流傳的文化脈絡和社會土壤。流行作者要訴諸讀者的預期心理，與讀者共舞，刺激但不刺痛他們，不可能直接說不。那些來自大洋彼岸的筆記觀察，無論筆下的世界多么光怪陸離，歸根到底都談不上觀念的顛覆，反而精準迎合了做美國夢的讀者群體。準確地說，那一代“孟曉駿”們的美國寫作，通過點點滴滴的“細節”敘事，一方面瓦解了一個早已被放棄的“舊”的美國觀，另一方面則在構建一個當年風光無限的“新”的美國觀。早在“孟曉駿”站出來挑戰老教授時，新舊之間的交鋒就展開了它的首個回合。這個被樹立起來的“新美國”，其所代表的道路和模式被認為終結了歷史，一度是讓全世界精英團結起來的“政治正確”，它道成肉身，如同一尊無法批評的偶像，好像“孟曉駿”年輕時代對“美國夢”的暢想：“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做到”。那時的他不僅是在想象，也是在信仰。

但信仰不再，又會如何？在電影中，“孟曉駿”確實嘗到了梨子的滋味，但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它苦澀難咽。“我已經變得不再是我”，影片里“載譽歸來”就已經是打臉了——走之前，明明說好“我不回來了”。實踐的確在檢驗，但首先驗證的卻是長者對年輕人的批判，整整一代，無論是他們作為作者，還是我們作為讀者，都有那么一些天真。我們遺忘了“近距離”的取景也隱藏著“鏡頭”，細節記錄也出自講故事的人，更何況，孟所想象的“人人機會均等”在美國也只是夢，吃梨子的人未必就“融入”了作為觀察對象的美國。也因此，就認識美國而言，“孟曉駿”的兩分法恰恰是錯誤的，去過美國的未必就能識得美國真面目，而書本也有可能是去偽存真之后的實事求是。“近距離”并不意味著講述者就是無立場的，可以價值無涉地講述這一切，反而是距離越近，權力越大，一旦鏡頭聚焦于“細節”，也就意味著更廣闊的背景和更深遠的歷史被遮蔽起來，“近距離看”的另一面就是“屏蔽”。但在這種“審美”文化的籠罩下，劉瑜“拆解成點點滴滴”的手法就是免檢作品，被推定為主觀真誠且客觀真實的觀察體寫作。但問題在于，這種講法最容易造成古訓說的一個認知錯誤：“只見樹木，不見森林”。